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影响分析及对策思考

全球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文章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2008年中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8亿,其中跨省就业的农民工约为7 140万.东部地区是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综合来看,2009年上半年中国将面临21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农民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估计约有多达3 481万左右的农民工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的风险.文章指出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促进就业岗位和人员之间的匹配上,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将起到积极的效果.     

我国农民工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2006-2007年7个城市农民工调查问卷资料为基础,总结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特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模,研究影响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因素。性别、年龄、工作性质变动、工作持续时间、求职方式变动以及刚进城时收入等因素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显著;而受教育水平、进城时间和地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农民工增收影响较小。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82²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应用半参数可加模型,从人力资本综合指数、脑力素质、身体素质三方面实证分析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线性结果表明,各区域脑力素质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非线性结果显示,除东部外,其他地区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影响,而身体素质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各区域身体素质对经济增长呈倒U型影响特征,经济增长对身体素质的依赖性逐步下降,脑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高于身体素质的影响,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并呈正相关的线性影响。因此,今后各区域既要注重人力资本脑力素质的积累,亦要关注身体素质的提升,从而形成二者的协同发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效应分析——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性。因为生产和消费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人口老龄化对生产和消费均有影响,也就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然后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尝试引入人口老龄化因素从而对该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得到的结论是:①进一步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的存在;②不同的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人口再生产所处于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程度,即其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和也就不尽相同,但存在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负效应就越大,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减速效应也就越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并利用人的经济价值理论解释了民工荒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价值的提高也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转变;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经济价值的提高,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中国劳动力转移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利用中国1978-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就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三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及经济增长稳定性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会增强经济增长协调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转移对提升经济增长协调性和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对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就业的调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示出与这个新阶段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文章首先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进城打工已具有不可逆转性。文章还指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通过国际比较,文章论证了城市化作为新增长点的意义,对未来城市化的速度进行了判断,并澄清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扩张和人口增加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     

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 ,分析 1985年至 2 0 0 1年期间内蒙古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使我们了解近年来内蒙古就业增长的基本状况 ,为今后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参考建议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的概念进行讨论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关于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而且使用离散系数法测度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对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定量角度说明了人口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

外来工工资收入的民族差异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问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36．16元,比汉族低约300元,差距显著。Oaxaca—Blinder模型分解表明,个人特征、企业特征、来源地等变量共解释了少数民族外来工与汉族外来工资差异的58．9％,其中主要来自于前劳动力市场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落后,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外来工的教育成就。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影响因变量"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因素分为三大类共9个变量,通过交叉分析和统计检验,筛选出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5个变量进入Logistic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农村的学校教育状况对农民的后续职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累积效应。性别差异表明,女性虽有较强的培训意愿,但受制于其他因素,仍比男性更难做出参加培训的决策。婚姻状况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表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决策更多地基于家庭的考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型对因变量亦有显著影响。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及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基于福州、厦门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福州、厦门两地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三个方面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年限及是否拖欠工资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工作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有无技能培训、更换工作次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作用显著且系数为正。性别、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职业类型、月平均收入及对当前工作是否满意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甘肃省农民工创业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     

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从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两个层次,提出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假设,并以西安市农民工实际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logistic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子女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支出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支付能力有显著影响。总体上,西部地区从业农民工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并不强烈,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     

进城农民工状况的性别差异

本文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对男、女两性进城务工农民的基本状况、就业、收入、社会关系网、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为农民工问题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做出尝试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