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二十世纪中国儒学的贡献与进展

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对中国社会进步有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作为儒学基本特质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对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为中国近现代的一次最伟大的民族觉醒“五四”运动铺垫了精神基础，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需的动力和秩序两个条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因素。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本身也获得了新的理论进展，这就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认同，以及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儒学形上学的重建和儒学超越性的阐发。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儒家哲学思想与权利观念的紧张

作为近世以来经济、政治、法律之核心观念的权利有其自身的形上基础.儒家思想中亦有其形上观念.通过比较权利观念的形上基础与儒学中的形上观念,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儒学的哲学观念同权利得以形成的哲学观念恰成背反.换句话说,儒学思想根本不可能内在地产生权利观念.然而,儒家思想虽说不能产生权利观念,但又不可轻易扔弃.儒家思想的作用和意义不在于开出权利观念,而在于在个体的心灵中发挥其人文精神作用.     

论儒学经济作用的双重性

本文在列举儒家思想妨碍经济发展的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儒学同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八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强调了一种哲学与经济的关系,主要应从其所产生的精神与文化的作用方面考察。文章论证了在传统社会中,儒学是最适于经济发展的哲学;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亦显示了经济现代化的东方特征与儒学的内在联系;儒家传统通过自我更新与转化,将继续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孝慈精神: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

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始终以孝慈精神为形上依据。孝慈精神作为形上依据具有如下合理性:一是拥有可靠的形成基础,二是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三是蕴含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四是关涉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五是它外化所形成之道德规范切实有效。鉴于家庭结构、价值传承相一致,孝慈精神也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只不过,孝慈精神须经历一个现代化过程,被赋予现代的内容,以适应改变了的社会与家庭。孝慈精神现代化,不仅要适应现代社会、家庭的特点,而且还须顾及其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孝慈精神现代化是孝慈精神全方位的现代化,且现代化的孝慈精神应具有亲子人格的平等性、权利义务的双向性、亲子交流的情感性、主体行为的自律性、相互忍让的宽容性等特征。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从儒学的形成发展谈其现代化

从儒学的形成发展谈其现代化邱高兴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今天，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日显尖锐，儒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也有着冲突．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它的理论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这些问题在我们进行现代化...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中的西方规范及发展趋势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道德信仰的缺失就是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以中国传统儒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儒学的人生修养的理论及其对现代人生修养的影响,希冀对于当今人们进行人生修养有所启发.     

儒家道德与现代人生修养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道德信仰的缺失就是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以中国传统儒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儒学的人生修养的理论及其对现代人生修养的影响,希冀对于当今人们进行人生修养有所启发.     

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理论困限

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型。作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学者融会中西、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规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与传统儒学既区别     

论儒学传统与人权建设

从内在的文化观念层面分析,儒学传统在现代人权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儒学传统中注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人权意识的哲学基础;其有关人的权利的思想主张,能为现代人权建设提供文化根基;汲取儒学传统资源,有助于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念,对欧美式的人权意识救偏补弊,从而完善和丰富、发展人权意识,对人类未来的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