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领会老子道的视角

老子的道深玄不可言说。但恰恰是不可言说,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角度。笔者以为,从“无”的角度言说更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道的丰富内容。《道德经》第一章虽然同时用“有”、“无”两者描绘道,但从“无”的角度领会道是更佳视角。“有”是道的静态属性,“无”是道的动态属性。在老子看来,“无”比“有”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道的实质。所以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自言所得：古“文”观念再思考

在指涉范围广大这一表面事实背后,传统古“文”观念中包含着要求作者“自言所得”的本质规定。直接地说,此一规定源自于传统抒情诗实践的发达与尊贵,源自于传统诗学中广泛存在的“自得”论要求;进一步说,此一规定也并没有超出儒家“诗言志”的言说范围,因而,追究这一规定的最高意义乃至于“自得”概念本身,都必须溯源至儒家思想。     

论“好人现象”中熠射的微善价值

“好人现象”彰显了“于平凡之中实践高尚德性”的道德精神,生动诠释和展现了“微善”价值。“微善”不仅是一种在实践理性支配下的道德理念,更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具体道德实践行为,其在哲学层面上综合地体现为小与大、内与外、得与失相互交织的关系图景。面对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期,正确把握此种关系,将会对落实和践行公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对道德命题实证叙述的反思*--兼论实证社会科学视域“道德滑坡”言说的得与失

对诸如“道德滑坡”之类的道德命题进行实证言说,使道德命题的对象、道德命题的运思方式以及道德命题发挥的积极作用都发生了异变,也减弱了道德命题的普遍确定性。这种实证言说方式,在逻辑上是有缺漏的,其得出的结论是经验的,其后果是非道德的甚至是恶的。在道德认识论上,实证社会科学的道德阐释只是研究的开始而非结论的形成。道德命题只有在一种审慎的道德文化自觉性的基调上,其叙述才是可以接受的,其境界才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传统德育"人学空场"问题探析

传统德育存在着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是 ,不是以受教育者为主体 ,所传授的是剥离了人性内涵的空洞的道德规范 ,在实施中背离了把握人性所特有的过程与规律。这些都可以统称为传统德育的“人学空场”问题。在理论层面上 ,造成“人学空场”的主要原因有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错误理解 ;人与道德关系认识的倒置 ;把握人与把握物方式同一化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一种解读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从“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走向“沉默”的历史。其中 ,有在“存在者”中寻找“是什么”的根据的本体论的努力 ,有用“是什么”去捕捉“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企图 ,有试图超越“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不可同一的设想 ;还有的为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划定界限 ,但最后都不得不面对“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悖论而走向“沉默”。历史给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命运中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意义的契机 ,因为面对形而上学的“沉默”悖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哲学”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     

实践理性与"是-应该"问题--兼论一种可能的伦理形上学的建立

实践理性应用于三个层面的“应该”问题。实用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目标给定中对手段进行合理选择;价值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抉择;道德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调节主体间利益冲突时所依据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的实现以价值性“应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关系的辩证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它们在相互关照中深刻反映和揭示了自身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社会主义道德也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撑。科学认识和辨证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次道德”研究现状论析

社会公众及学术界自讨论“次道德”以来,大致形成了肯认与否认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对“次道德”的概念、行为现象、其产生与被关注背景、肯认意义和倡导上的可操作性等方面作出了思考,但仍有不少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论三种主体及其区分

在我国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区分“人民”、“人类”和“个人”这三种主体,突出的表现是用“人民”和“人类”否定“个人”.如何协调马克思“人民主体论”、“人类主体论”和“个人主体论”三者的关系？关键是明确各自的理论针对性或“理论分工”.三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它们都具有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     

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

本文在辨析高句丽起源中的“夫余说”、“貊说”、“高夷说”、“商源说”和“夷、貊、汉”多源并存说的基础上 ,强调了高句丽族源的“主体” ,是辽东“二江”流域从商周时期的“高夷” ,到春秋战国前后的“貊部” ,其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上 ,将构成高句丽的族源主体 ,即从先秦“高夷”到“貊”族的青铜文化 ,与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建国后 ,由夫余南下“貊”地后开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即两汉时期高句丽的“五部”文化 ,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内涵上予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