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汤显祖与楚辞的关系论析

汤显祖与楚辞的关系从他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一生的经历和生命态度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他对楚辞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对楚辞代表作家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以及楚辞的其他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同时,楚辞对汤显祖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

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观念的渗透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观念的渗透方面,张载的《鞠歌行》、吕大临的《拟招》等辞赋表现了承圣情怀;王回、鲜于等人的辞赋宣扬理学教义;周敦颐等人的辞赋则表现了修养心性的内省体验。思维方式的浸渍方面,传道明心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语言风格具有影响;理学类推、遍观的修养方式对辞赋创作的艺术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亦有影响。     

论《楚辞》在骆宾王诗歌建构中的作用

骆宾王能够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有所突破,创作出颇具“骨气”的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创作中对《楚辞》的自觉接受。对《楚辞》的接受,不仅增强了骆宾王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其诗歌的艺术表现。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试论秦汉散文的辞赋化倾向

散文的辞赋化倾向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了端倪,到了秦汉这种表现更加突出。秦代李斯之文,汉代不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上的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主客问答”、散韵相间。推究其原因,既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初衷相关,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性。     

都市生活·趣味化·公共空间——以报人作家张恨水的创作为例

张恨水是一位典型的报人作家,他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媒介化的特征,仅就创作的题材而言也清晰地显现了这一点。他出生于乡村,却执著于城市生活——他的小说几乎没有纯粹的乡村生活,而是集中于都市,而且就表现那个时代都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现代作家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近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

对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研究,相对于楚辞汉赋的研究来说,历来就显得薄弱。近十年的有情况所改变,研究论文,论著的数量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无论是注意面还是研究深度都有所拓展。例如马积高的《赋史》就专以两章六节的篇幅探讨了这一阶段的赋作特点、作家、作品的详细情况;高光复撰有《建安辞赋述略》、《建安时期赋风的转变》、《晋代辞赋述略》、《南北朝辞赋述略》等文,对这一阶段辞赋的情况作了钩稽和概述;曹道衡的《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指出了魏晋后抒情小赋较之汉赋在抒情、风格、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进步;刘树清的《我国古代文苑中的珍珠玫瑰——试论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掼出了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四大艺术特色等等,这些都体现     

独造之域的开掘与文学本位的固守——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简评

《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郭建勋近20年来先唐辞赋研究成果的选集，内分楚辞与楚辞学、楚辞的文体学意义、骚体文学研究、汉魏六朝辞赋研究等四个专题。     

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望卓著的作家,茅盾的文学创作及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而数十年来对其评价产生严重倾斜,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评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对茅盾创作"模式"的评价,其中虽褒贬不一,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茅盾成就的估价,也影响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科学评价。返观现实,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作理性审视就非常必要。历史地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接受"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理论自觉性和创作实践自觉性两个层面把握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建构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其创作模式中最遭非议的坚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也有着复杂情状,不可予以简单否定。对《子夜》等作品的评价,因受到特定时代语境的影响,总是摆不定,连茅盾本人也未能免俗,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三驾马车”的创作及其新变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誉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河北籍作家在文坛上先后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掀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三驾马车"的成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后期的创作在题材和文学视野上,以及作品的批判精神上也表现出了新的变化.     

论文学创作的平民化与作家群体的边缘化

据统计,我国每天大概有三到五部长篇小说以纸质的方式出版,每年创作并发表两三部长篇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创作进入了一种"泡沫写作"时期。多产并非意味着繁荣,市场经济严酷的生存法则给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消费文化使文学作品变成了娱乐工具,网络数字的盛行改变了作家的创作方式,并使作家消融于广大的"文学写手"之中,"平民化"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时代趋势,作家正在经受被时代遗忘的焦虑。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

考察晁补之在楚辞学史上留下的业绩,可以发现陆时雍所引"晁无咎曰"云云,基本不符合晁氏一贯的学术主张,不仅所引<楚辞>篇次不合,在<大招>作者问题上更是意见相左,难以通融.通过文献的梳理与辨析,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激荡的时代与走向灿烂的文学--武则天时期政治对文学影响论析

武则天时期的多项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都对文士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对文学队伍的破坏与补充、新的文士群体和文学体式的出现以及文人精神状态的变化等三个方面。     

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

在李长之的批评实践中,传记批评分量最重、最具影响。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他以“感情的型”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通过“感情的型”沟通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进而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李长之传记批评中蕴含的审美教育理念,是在中国儒家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论韦庄诗对其词的影响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兼擅的大家,他带着深厚的诗学积累进入词的创作,诗对词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情怀的抒发和清丽的词风两个方面.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韦词在韦诗的影响下,词中出现了一定的诗化倾向,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     

早期电影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以《紫罗兰电影号》小说为例

鸳鸯蝴蝶派文人将电影作为素材写进哀情小说，使电影在浪漫化、美学化的叙述中进入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典情感空间，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又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与电影有关的场所、人物都成为不少通俗小说表现的题材，影院成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环境。以《紫罗兰电影号》中的哀情小说为例，研究认为：一是上世纪20年代俗文学从电影处获得的创作滋养，为30年代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电影壮大了俗文学的创作力量，影响了俗文学的创作套路；三是电影不但成为小说的素材与题材，也影响了小说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美感论:突破认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蒋孔阳美学思想新探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美学基本上在认识论哲学框架下运行和发展,但是,蒋孔阳先生晚年的美感论把美感置于主客关系之中加以探讨,已经开始突破和超越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主要表现为:(1)认为美感已不再是对美的客观认识和"反映",提出了美与美感相互创造、互为因果的"循环"说。(2)从发生学角度在理论上阐明了美感与美在实践中如何同时生成、同步发展的,清晰地表现出他通过审美关系而非认识关系把握美感的历史生成的基本思路。(3)蒋先生的"美感论",基本未涉及认识论问题,他把重点放在心理学研究上,认为美感是一种审美体验的复杂心理过程,而不是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