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文典籍文化

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藏文典籍雏形出现于松赞干布时期,后随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此同时,藏文典籍的刻写、印刷、装帧及其对藏文典籍的管理都与独特的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谈图书形式创新

探讨了图书形式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做一本书,除了内容之外,还应注意封面、封底、书名、开本、定价、版式和目录等细节问题。书籍的内容是通过装帧的手段来实现的,装帧不但传达了内容所蕴含的信息,而且使整本书的信息量更丰富,更富有内涵。     

西夏对我国书籍生产和印刷术的突出贡献

西夏在引进中原大量书籍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发展印刷术,印刷书籍之多、规模之大、版印之精可与两宋王朝相媲美,并在版式的创新、装帧形制等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印刷材料、规模、版式及装帧形制等方面探讨了西夏书籍生产的状况及印刷术的发展。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文章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句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象、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署形式,12、文字厘订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孔子项托相问书》便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了释读,并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相关卷号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问文化交流的多元与频繁。     

试论汉译藏基本科技术语中存在的问题

藏族人民从事翻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人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佛学经典,非佛经性的书籍翻译得很少。藏族人民从事翻译的时间较早,但是进行现代科学技术的翻译起步很晚。当代藏族著名学者、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先生40年代写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仍是汉语借音,可见解放前几乎没有进行科技翻译。解放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藏文科学技术方面的翻译也相当可怜,只有那么几本屈指可数的通俗读物被译成藏文,而这些译本的质量也不够理想。大规模的藏文科技翻译还是从70年代末开始     

《拉喇嘛益西沃广传》译注(三)

《拉喇嘛益西沃广传》(藏文)发现于哲蚌寺所藏五世达赖喇嘛专供书籍中。此书作者古格·扎巴坚赞,是15世纪时期阿里古格人,根据托林寺重要历史公文和弥足珍贵的古籍资料完成了这部传记的撰写,在书中如实引用了拉喇嘛益西沃亲自颁布的大量谕令,比较全面地记录了拉喇嘛益西沃时期真实的社会面貌,对该时期的政治、文化、宗教、法律法规及民俗习惯等社会状况研究有着重要学术参考价值。本文所译注内容为《拉喇嘛益西沃广传》(书■ 106)藏文乌美手抄本第19叶背至41叶的内容,主要讲述了拉喇嘛益西沃、拉德贡、拉廓尔赞父子三人为弘扬佛法而做出的功绩,以及拉喇嘛益西沃制定的僧人戒律等内容。     

藏文书为何大多是长条形的

用木刻版印刷术印制的藏文书籍,无论是佛学经卷,还是天文历算,一律都是长条形的。与其他民族文字的书籍相比,显得别具一格。藏文书籍之所以要印成长条形的,主要有三个原因。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藏区。印度、尼泊尔和藏区的僧侣将印在贝叶上的经文带进藏区。由于贝叶叶面相当宽大,为了携带方便,僧侣们把贝叶剪裁成条,串以绳线,然后用木板一夹,背在身上。这样一来,长途跋涉,就无甚障碍了。到了吐蕃王朝末代国王朗达玛时期,佛教面临被毁灭的危险,朗达玛认为佛教是积贫积弱的根源,下令焚毁寺庙,驱逐喇嘛,令其还俗,同时没收焚烧一切书籍。他还故意     

试论藏文史学典籍之命名观及其意文

自吐蕃时期开始书写藏文史籍以来,出现了数量浩繁的史学典籍。这些史籍的内容涵盖了历朝政权史、藏传佛教史、专门史以及名人传等。史学家在撰写这些史籍的同时,对于书籍的命名也是极为重视,并各有千秋。通过对部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藏文史籍的分析和归纳,历代藏文史学典籍主要有以作者、内容、修辞、色彩四种不同的命名方式,并各自有其特点和产生的原由以及它所象征的意义。     

现代藏文辞书的发展

1834年,亚里克斯·乔玛·德·克鲁斯编纂了《藏英词典》,这是现代藏文辞书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格西曲扎藏文词典》《汉藏词汇》《新编藏文字典》等辞书的编纂出版翻开了现代藏文辞书出版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藏汉大辞典》《汉藏大词典》等一批藏文辞书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藏文辞书的发展。2007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藏文大辞典》工作正式启动,藏文辞书出版逐步向综合性、百科性的方向发展,以适应藏族社会文化迅猛发展的要求,藏文辞书出版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主要辞书的介绍和分析,梳理了藏文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     

藏学研究成果的总汇

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藏学书目三编 (1996- 2 0 0 0 )》一册是 1994年出版《中国藏学书目》 ,1997年《中国藏学书目续编》之后的第三大卷 ,内容包括自 194 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 0 0 0年 5 0余年 ,中国内地 2 0 0余家出版社出版的藏学书目 3169种。这三卷藏学书目均以汉、藏、英三种文字合排 ,每种书皆列出书名、编著者、出版者、出版年月、页码、开本、书号以及内容介绍。为了便于检索 ,附有汉文、藏文、英文的书名、编著者索引共六种。书中所收录的内容涉及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各省藏族自治州、县的概况及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     

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目录组织情况简介

图书著录和目录组织,是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全部内容。《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一期曾刊登《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暂行条例说明》一文,本篇是该篇的继续。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反映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编目工作的概况。有些图书馆的藏文古旧图书的管理是采、编、阅、管一条龙。我馆则是分开的,库房另有专人管理,库房里除藏文书之外还有其他文种图书。我馆藏文图书的数量属于中型,我们的经验对于大、中、小型的图书馆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藏文书名的特点及其汉译研究

书名是一部书的"品牌标志",也是其主题旨趣的"指示牌",因此,对其之翻译绝非小事。本文在介绍藏文书名的取法、构成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将藏文书名翻译成汉文的问题,提出三种主要翻译方法和三个基本要求,认为翻译藏文书名,在力求保留原文独特风格的基础上,更要关注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及译语读者的审美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汉藏文化交流中,有效地实现藏文书名汉译的目的。     

藏文书法形态发微

一、藏文书法的历史形态藏文书法的书写媒介自然是藏族文字，而藏文的产生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7世纪前，藏族就已有文字，但尚不完备，主要为巫师、笨教徒书符、画咒、记述教义使用。到7世纪前叶，藏王松赞干布建立吐警王朝后，为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的需要，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利等人赴天竺学习，返藏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解释藏文的用法。与此同时，吞米·桑布礼还仿梵文兰查体创藏文正楷体，又据乌尔都体创藏文草书体，这些书体成为以后藏文书法字体的滥筋。藏文的创制和使用突破了藏语的时空限制，对藏族文…     

诗学概要明镜——《诗镜》简介

《修词论著诗镜》是印度一位名叫旦志(一译檀丁)或称执杖者的诗学家所写的一部著作。自从公元十三世纪即藏历第五绕迥丁卯年由匈译师多杰坚参译为藏文后,至今已在藏族地区流行了七个多世纪。在这部著作译为藏文之前不久,萨班大师贡呷坚参在他所著的《智者入门》一书里,已经结合藏文诗写作的需要将该著作中的一部分译为藏文,并做了简要注释。这是否可以认为在西藏原本没有自己民族风格的藏文诗呢?不能     

此情可待成追忆:纪念王尧老师

正最初看到王尧教授的大名,始于他的《吐蕃金石录》。1995年,我还是中文系本科生,8月间一次往北京,路经琉璃厂中国书店,随意翻阅这本解构古藏文的书,感到既得意又特别,所费又不多,于是购而读之。然而,书内的藏文对我无异天书,只感到祖国56个兄弟民族,备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间的相互     

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

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之史事为明初治藏政策中的重大决策,汉文文献典籍缺载此事,60余年前,于道泉先生从<察哈尔喇嘛全书>的<宗喀巴传>中发现3份重要的藏文文献:<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和<宗喀巴与关大人书>.笔者在于道泉先生原译文基础上,重新核对藏文原文,并根据学界几十年来对相关史事的研究进展,对原译文作了较大改动,并对一些相关史实作了进一步考索、补证.于道泉先生原将<宗喀巴与关大人书>译作<宗喀巴与巩大人书>,但不知"巩大人"为何许人.笔者经仔细研究,认为此"巩大人"实应为"关大人",而"关大人"即是明初曾多次出使乌思藏的中官关僧.笔者认为能够确定藏文文献中所提到的这位"关大人"的身份,则可更进一步证明这份弥足珍贵的藏文史料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明确明成祖召请宗喀巴之重要史事的可靠性提供重要依据和线索.     

石碑说话:见证中华民族的亲密——对话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的新作《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2011年8月在京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北京、承德两地多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并由此考证我国藏、汉等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年逾七旬的舒乙先生近年来多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声呼吁。此次出版的新书,是他在遍访北京和承德两市刻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写就的。在这部书中,     

格萨尔历史溯源

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中,格萨尔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直是众多学者所争论的问题.而且,在藏文史书中,对格萨尔又有几种不同的称谓.为了寻根究底,追溯历史依据,笔者查阅了手头仅有的部分藏文历史著作.现将其中有关格萨尔的记载摘录出来,供大家作为研究的资料,同时也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分析.一、藏文史籍中的格萨尔1、敦煌藏文历史残卷中的格萨尔     

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报纸

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报纸文／梅堂民国时期北京最早的民族专报———《藏文白话报》、《蒙文白话报》和《回文白话报》，如今知者并不多。三种白话报于１９１２年９月开始筹备，１９１３年元月正式创刊，１９１４年７月停刊，共出刊１８期。该报为杂志型，１６开本，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