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半部《论语》治天下”——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论语》中的“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诲人不倦，善竭其才”、“修己安人，君子人格”、“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尚中贵和，一以贯之”诸方面，集中体现出修身为政之道。在研读《论语》时，应心存敬畏之心，读其书知其为人，力求融会贯通，善于吸取其精华而无求备于一书一人。研读《论语》，对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对确立高校办学理念，领悟高教管理之道，必有助益。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礼乐与缪斯——孔子文艺思想浅论

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奠定在他的礼乐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行礼乐之治关键在于培养忠恕之心，使人们从内心的情感与理智两个方面都认知和践行礼乐，而诗的“兴”正是培养忠恕之心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手段。     

论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

[提要]魏源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诗》与《春秋》一义”。依魏源,《诗经》与《春秋》均经过孔子编排,其中都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是孔子基于素王的身份作出的,既有对“夷狄盛而中国微”之现实的回应,又有对“变周之文用夏之忠”之理想的建构。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的提出,与道光年间四夷窥伺日深、中国失道民散的现实相关。魏氏意在通过存三代以上之心,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事,扶中国大厦于将倾。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是文学批评还是代圣人说教？——《诗经原始》诗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略

《诗经原始》在思想上以“思无邪”为“始意”,以“温柔敦厚”为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旨归,提倡“循文按义”;在方法上以章法分析为基础,以字句研炼、虚实、情景等为辅助,推论诗人作诗意旨。其文学方法意在服务于诗教目的,故《诗经原始》并非是一部关于《诗经》的文学鉴赏类著作,而是一部旨在探求和恢复《诗经》诗教内容的经学著作。     

缘起缘落： 方志彤与庞德后期儒家经典翻译考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     

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

本文从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入手,分析上古时代的乐奏形态.从乐官装扮、造型及音声模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图腾艺术的本质特点,即艺术仿生性.作为<诗经>艺术手段的"兴"实际来源于上古乐官文化的兴祭仪式,通过交响性质的"大合乐"召唤神灵、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随着兴祭原始宗教色彩的淡去,凝固为<周礼>所说的"乐语"和<诗经>的表现手法.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