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词“心生”说到文论的性情——由字原符号谈起

情性由语根“生”“青”“心”衍生组合而来。由心观生、青,“生”符提携着生命的才情,“青”符突现青春的魅力,由心青组合成的情不同于由心生组合成的性。“生生”的物性是一个较为莽撞的“游子”,心生的人性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慈母”。生生总关性,性情千千结,生命精神的文化永恒地在有关于“生”的物性和有关于“心”的性情所交织成的网状结构上波动,文论精神的情结中有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秘密。     

韩愈伦理思想新探

宋明道学先驱者韩愈伦理思想由道德价值实体——性情三品说与道德观两大部分组成。性情三品说的主旨是，性和情共同是人的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性是终极原动力，而情是表层原动力，从而使现实的伦理行为有上、中、下之别。道德观认为，道德起源于圣人博爱怜民之心理，其目的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个人需求的满足。为此，韩愈把纯粹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且最高的标准。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对实践的误导与儒家伦理思想十分相似。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婉约派宋词的真善美维度——基于儒家的分析视角

中国传统思维通常是以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文化类型或思想体系,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儒家的文艺观。儒家之真是性情,之美是境界,而之善则是真和美融合后所达到的社会目的。从这个角度诠释,婉约宋词不只是关注男女恋情的单一模式,也是创作个体对情感与生命的纵向深究。婉约派宋词把委婉含蓄的情和绝美陶然的意境,杂糅在一起,委婉细美地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已浑融了对人生、理想与生存境况的感悟、迷惘等错综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上升为社会意识就形成了当时社会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价值。     

袁枚的真情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袁枚的“性灵说”,实际上由真情论、个性论、诗才论所构成。“个性论”与“诗才论”已另有专文阐发,本文试图论述“性灵说”内涵之一——真情论。请人钱泳《履园诗话》曰:“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又说:“性灵者,即性情也。”这一界说把“性灵”与“性情”完全划等号是不妥的,因为袁枚“性灵”的内涵大于“性情”,但是它又确实把握住了“性灵说”内涵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性灵”这个概念本身在袁枚笔下包含“性情”的意义,而且在袁牧诗论体系中特别强调“性情”或“情”。他常把“性情”、“情”作为“性灵”的主要含义来运用。所以在感情这个特定含义上,“性灵”、“性情”、“情”往往相互代替,交叉使用。《随园诗话》(以下引文出于此书者,不再注明)开宗明义,同时标举“性灵”、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确定和分类

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之所以非常关注,不仅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前沿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问题的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更在于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实践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许多学者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过程在谈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得出的＂单主体说＂、＂双主体说＂、＂多主体说＂中关于受教育者是主体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本质和主体的主导本质认为教育者是主体的结论,并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进行分类。     

本期视点:“礼”的传统与当代政治哲学

主持人话语:以“礼”为中心的儒家礼学体系在过去百余年的中国知识界一直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位置上。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中,礼教(或名教)曾被作为儒家与现代最不相容的过时之物受到激烈的抨击,让人一说到“礼”就会联想到约束、控制、禁欲、等级和权势等一些消极因素。即使传统与现代被认为是彼此互动的转化关系,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感到儒家的“礼”,特别是体现为复杂的仪式和礼节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现代生活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坦率地说,与古代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礼仪和礼节,在现代社会和生活中确实无法派上…     

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以“仁智”统一为中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价值观念;仁学,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部分.至北宋,包括张载在内的理学家对孔子仁学做出了种种有价值、有深度的新诠释.其中,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尤其令人瞩目.以“仁智”统一这一问题为中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张载哲学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二是张载对“欲仁”与“致学”关系问题的诠释,三是张载对“仁”与“礼”关系问题的诠释.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张载“蒙以养正”德育思想探究

北宋理学家张载在道德教育上提出＂蒙以养正＂的德育思想,强调必须对儿童及时施教和引导、必须对儿童施以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必须对儿童施以前后内容一致的道德教育,认为实施＂蒙以养正＂的德育思想,必须对儿童因材施教,把握道德教育的时机、儿童间的个体差异、儿童的兴趣爱好。张载提出的＂蒙以养正＂德育思想是符合德育规律的,对我们今天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极富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与法律宽容——以中国古代刑政为视点

中国古代法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引,实行礼法合流。儒家思想以仁为本,儒家礼教源于人性,本可构建人道宽容之法制,以刑政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法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但由于礼教制度之逐步僵化,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无民主之土壤,最终导致古代法制兼具宽容与严酷双面属性。在建设现代法治文明国家中,体现法意人情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法治领域中的思想瑰宝,其实践价值毋庸置疑。     

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

东汉桓、灵以降,儒学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遭到削弱,它的传播渠道趋向私学化和家学化,并对当下文人的人格心态和创作风貌产生深远影响.在汉末儒风转换的思想背景下,建安文坛继承儒家既有的情辞观、言志观,又充分吸收楚辞、汉赋等优良的文学传统,呈现出复古与趋新交融的时代新风.     

荀学历史命运的再思考

荀子对先秦原始儒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把原始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尤其在传承儒家经典方面功勋卓著。但荀子及其学说在两汉经学居于主流的时代地位并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荀子学说与被奉为官方学说的董仲舒公羊学的根本对立。中唐时代由于韩愈和杨倞的推动,荀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韩愈的"大醇小疵"却又为荀学的发展罩上了阴影。韩愈对荀学的发展既有功也有过。宋明理学昌盛时期,荀学再次陷入低谷,因为荀子性恶论被误解,其天人相分说又与理学家们的天人合一说格格不入,这注定了荀学被理学家们封杀的命运。清代乾嘉学派的崛起为荀学的发展廓清了道路,荀学出现了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晚清出现的短暂"排荀"运动不过是当时春秋公羊学回光返照的一个投影而已。     

乾嘉时期史学家论史书叙事之美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nr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另类”文体特性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以娱乐大众、表现日常生活为创作旨归,借助于商品流通的渠道广泛流播于民间,这是对以＂传道＂、＂言志＂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的反叛。曲子词包括艳情性、通俗性和时尚性在内的各种＂另类＂特征,不但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也为后代＂流行歌曲＂的蓬勃发展确立了成功的典范。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动力,也正来自于这些＂另类＂特征的凸显和不断强化。     

论李贽的德才观及其社会哲学意蕴

德才观是李贽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李贽贬抑德性,强调才智因素的社会价值,从而大大提升了才智的价值地位。这种重才轻德的德才观,是对儒家德才观的偏离,其背后隐藏的是李贽对儒家秩序取向社会哲学的质疑。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主旨探析

王昌龄的诗歌《从军行》(其四)的主旨历来有“豪情”说和“怨情”说二种观点。本文首先从王诗惯用的语言着手,从字和句方面对本诗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豪情”说的缺陷和不准确性,同时确立了“怨情”说的合理性;然后进一步挖掘了本诗的“文外主旨”,从朝廷用人不当、安边无策等方面对“怨情”说作了证明;最后概括出了本诗的主旨,并说明本诗的情感基调与王诗的主体情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