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论"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关系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重新理解个性自由及个性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内在逻辑联系;明确"个性解放”是个人生产力的解放;个性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法治国家将个性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生产能力的保护原则上升为法治国家原则.提倡在法治规范下的"个性自由和解放”,通过个人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发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建构尊重个性、崇尚个性自由、发展全面个性的法治文化,以此建设中国法治国家.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 ,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 ,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 ,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 ,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完全是可能和必要的。江苏应当率先贯彻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 ,落实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 ,使江苏成为法治中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法治”踪迹探寻：从古希腊到现代

从古希腊到现代,＂法治＂理念流派繁多。要想深入了解＂法治＂、＂法治社会＂,理解＂法治＂之真义,就必须全方位追溯历史。本文从古希腊开始,试图对＂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对＂法治＂本意的探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之我见

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中国社会正在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种变革应从摒弃人治、走向法治做起，从而实现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     

全球化与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

全球化给社会学研究范式提出了哪些挑战?主流社会学历来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本文首先分析了民族国家作为社会分析的给定框架的局限,以及国家本身作为研究课题的重要性;接着介绍了几种有关全球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论模式,旨在表明影响社会生活的因素可能源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力量;最后,我们以社会不平等为例,指出社会学想象力不仅在所关注的社会结构上需要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而且基本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作出调整。     

法治的市民社会视角

当代社会的法治建构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政府主导的作用,从而不能为法治建构提供一个妥当的解释模型。有鉴于此,需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从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法治建构。尽管由于＂乡土社会＂成分的存在,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处于一种＂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之中,但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可以化解此矛盾,为法治建构提出一种＂中国式市民社会＂理论。     

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通过从法经济学视角和法社会学视角对乡规民约进行考察,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治社会中,应当由国家法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治框架下的自我完善,加强农村公众对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秩序规则的认识,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社会适用上的不足,将两者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制作用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权力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学视阈中的权力理论体现出不断从国家权力中心走向社会权力中心的内在演进理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权力主要体现为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现代社会学在古典分权理论背景下拓展权力主体,将社会组织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纳入权力主体范畴,自觉促进权力理论的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学进一步泛化权力主体,体现了对权力弥散性的理论认可和愈益试图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促成生活世界中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追求。     

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 ,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 ,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 ,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 ,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 ,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略论法治进程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法治进程”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法的精神到法的制度的整体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变迁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双向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     

法的国家属性与法治国家意识的构建

法治国家意识应成为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法治国家意识,需了解法的国家属性并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仅仅单向度地强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可能会导致误读国家至上而忽略法本身的功能。任何组织和个人要按照现代国家治理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树立法来自于国家的基本意识、产生于国家的认同意识、等同于国家的整体意识、维护法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核心意识。切勿将主体和工具的关系套用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上,这样只会歪曲或偏激地理解法的国家属性。在现实中正确树立和增强国家意识,将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热爱,将对国家的捍卫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捍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家兴,法治也兴。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开始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法社会学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法治观念差异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美国人也存在着三种对待法律的叙述: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法律游戏的参与者、面对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当下的国人对待移植而来的法律,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水土不服。对美国与传统中国的法治观念进行一番比较,对于完善我们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法治反腐的推进思路及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法治反腐"在党的反腐历史上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因而,如何充分认识和理解法治反腐的深刻内涵,凝聚法治反腐的社会共识,担当起法治反腐的职能责任,是一个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予以合力破解的时代课题。本文从坚定法治反腐的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推进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强化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反腐实务问题等四个维度对此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