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伦理的价值——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理路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审视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了处置手段和方法的非常规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成为政府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主要有以人为本、公共利益至上、效率与公平统一、诚实守信等。政府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幅度的扩大给行政主体提供了滥用职权的客观条件,我们既要看到其伦理价值,也要对其进行伦理控制。     

责任伦理：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路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凸显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同时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断属性，裁量权的行使者偏离法律规定和公正原则而引发的公正失范现象不免存在。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我们主张不应简单限制或剔除自由裁量权，理性的方法是在制度之外辅以责任伦理，确保这种裁量自由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利益人”论域中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非羁束性的权力,其行使的效果与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基础息息相关."经济人"与"公共人"的线段式人性假设都无法准确推演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结果."利益人"的假设摆脱了孤立的"性善"与"性恶"的窠臼,言明了行政人员的真实处境.行政人员作为有着复杂利益追求的"利益人",他的自由裁量行为既可能以权谋私,也可能是公益取向.由此,必须从行政人员"利益人"的实然人性出发,通过彰显行政人员的德性和完善制度规范两个维度,内外兼施,确保裁量行为的公益性.     

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试论公共行政的伦理诉求

长期以来 ,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奉行事实与价值、行政与伦理的二分模式 ,存在着忽视伦理价值取向的“技术主义”倾向。通过对威尔逊 -韦伯模式的历史反思、公共行政性质的全新界定、自由裁量权的确定引入 ,可以发现伦理与行政之间并非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完全具有相融共通的内在可能。伦理道德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维度和必然诉求 ,可从公共行政组织和公共行政人员两个方面加以界定。     

司法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伦理关怀

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官的一项重要权力内容,其体现司法活动的终极性价值诉求,更应当是一种伦理裁量权.保障司法独立给予司法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的外部制度伦理支持,法官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是其内部道德约束.     

从法制和道德角度谈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权力滥用问题,首先介绍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义及其特点,进而概括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分析了出现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政策建议,即从法制和道德两方面"软硬"兼施,规范行政管理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性”控制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的条件下,传统法治所提出的合法行政的要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越来越软弱无力,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日显重要.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决定了它是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才能最终实现行政法治.     

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领域内腐败问题探讨

从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发展现实出发,科学地探讨了以行政行为人为核心的自由裁量权领域内产生腐败的成因及对策,提出了制度与道德建设并重,是当前根除我国自由裁量权行使领域内腐败行为的主要途径。     

行政强制的伦理维度--自由裁量、合目的性与选择适当

行政强制尽管必须严格依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存在,是强调行政强制伦理考量的依据.从伦理维度考量行政强制,一是必须注意它的合目的性,即基于正义目的并服务于正义目的;二是注意它的强度和举措的适当性,其实质是体现权利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要求.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论我国政府应对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机制

腐败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使行政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行政权力异化的滋生条件在于乘把持行政自由裁量权之机,在行使上的恣意、滥用公共权威及谋取公共资源私利,依据我国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想出反行政权力异化的基本法律理念、加速完善反行政权力异化运行程序的规范化、建立健全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法律制约机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位、错位与复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外在法治与内在伦理精神的指引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行政主体一种积极限制和积极自由的统一。这种定位因行政理性的限度,"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出现和相机抉择的时滞作用等原因而出现错位。而通过强化信息素养、厘清权力边界进而压缩寻租空间,建设责任、效能政府等方面入手,为自由裁量权的复位提供合法性前提。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解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监控

自由裁量权已成为当代行政领域的主要行政方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如何对其控制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行政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权力的控制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即伦理监控。     

权力寻租视野下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不仅可以对行政主体正当合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起到规范作用,也可以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权大肆进行权力寻租,破坏国家法制。同时,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也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针对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细化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裁量基准;二是明确行政裁量基准制度适用范围;三是强化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监督。     

公务员个人伦理决策刍议

正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研究之后,"价值中立"理论指导了西方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但是,"价值中立"理论在二十世纪70年代遭到新公共行政学派抨击。公务员在执法过程中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在行使权力时,公务员个人具有自由裁量权,这样,他对于责任的履行就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此时,出现了个人伦理决策的问题。公务员个人伦理决策就是对价值观出现矛盾时,进行整理排序,做出孰先孰后的决定。行政工作的复杂性是难以想     

论行政程序对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权的行使却存在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既能提高行政效率,也能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依法行政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有效地发挥自由裁量权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对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本文旨在论证,限制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是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