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原则

在分析协商民主诸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协商主体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原则,协商客体的理性与包容性原则,协商方式的多样性与程序性原则,协商过程的公开性与协商性原则和协商结果的合法性与责任性原则,以期为解决当代中国协商民主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启示。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     

论社会选择与协商民主之互补与交融

社会选择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两大重要流派,对促进民主具有重要作用.但社会选择方法运行的悖论一直是民主发展的阻滞因素.由于协商民主主张在信息公开透明情况下进行公开辩论与协商,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社会选择悖论对民主造成的困境.社会选择和协商民主可以互补交融,协商型社会选择应成为民主发展的方向.为此必须建立利于协商型社会选择存在的公共能量场,完善协商型社会选择的制度保障,并注重公民美德的培育和建构.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框架与现实境遇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思想,但中西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含有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周恩来为中国协商民主设计了合理的制度架构:平等合作的政党间关系、组织化的对话平台与体制内的政党监督,这种制度设计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但早期的协商民主制度设计源于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存在着国家主导而缺乏社会参与的弱性。现实中国的协商民主推进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力量。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     

社会协商制度的结构性变迁探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社会协商制度的选择受宏观制度环境主导，其相关的政治变量，包括新理念、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这一制度之间不仅构成一种序列结构，而且与其他制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序列结构。该序列结构嵌入社会协商制度安排，使其行动者及相关行为主体与社会协商制度的互动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抑或促进社会协商制度的执行。因此，应从发挥党在社会协商中的保驾护航作用、确保社会协商的法律地位、营造社会协商的文化氛围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协商制度的创新，以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主体、制度与文化：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三维审视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在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的同时依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因此,应该从主体、制度与文化三维互动的视野来审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其中,主体是前提,培养愿协商、善于协商的主体并促进主体间平等协商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主体之维;制度是关键,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制度之维;文化是支撑,提高主体协商民主意识并培育公共理性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文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应该将既有的碎片化主体、制度与文化建设纳入整合性发展框架。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价值、问题与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开辟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创造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增强了基层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但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定位问题--权宜之策还是必要程序？发展动力问题--个人还是制度？主体参与方式问题--人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村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关系问题--合作还是对抗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在理论上思想上形成共识从法律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地位,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制度规范与工作机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新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和谐协商的新机制。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检视——以城市垃圾焚烧选址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是证成行政决策合法性有效路径;协商民主程序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程序性保障;预防原则为补强行政决策合法性提供法理支撑.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30年:协商民主何以须为何以可为

协商民主理论在不断论争中,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已成为回应当今西方社会现实之挑战和有效提升民主质量的一种重要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作出了贡献.审视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中何以须为何以可为的基本问题,可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治理变革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困境与推进思路分析

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更广泛更深入开展的同时,其制度化建设不可忽视。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是其由文本制度的正式确立到切实落实趋于稳定的过程,但是目前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在制度确立及制度落实两个方面都存在建设困境,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必须要采取完善文本制度、提升制度意识、推进保障机制和衔接既有制度等措施。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合法性——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建设为例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产业振兴面临合法性不足问题,这关乎习近平总书记“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产业振兴中的贯彻落实。通过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践,发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制度支持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政府在项目过程中有选择地制定和执行项目管理制度,这造成的制度不连贯为社会组织带来了合法性不可持续问题。结合既有制度资源看,农村社会组织合法性困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行业规范不适用于理事会,二是行政制度不持续。行政制度不持续根植于指令治理环境,不能为社会组织提供持久的合法性保障。未来可尝试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开辟制度建设的协商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和谐社会--以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为例

通过观察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与福区政府长达8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探讨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民主治理形式,并预期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共赢的学理路径。基于交往权力平等性,福街草根商会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区政府职能部门,以协商民主方式将其始于道德与规范之上的社会合法性延伸扩展为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从而在社会活动与政治参与方面更具实效性。与此同时,基于交往权力正当性,福区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街草根商会,以相互赋权方式弥补作为政治工具化之合法律性在道德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不足,从而在政策制订和社会动员方面获取更为深厚广泛的社会认同。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反思

近些年,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要从组织程序的"民主赤字"和决策内容的"有失公正"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质疑或批判。然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并非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对其某些方面的谴责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困境确实存在,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完善。可供选择的路径包括:调整机构投票权的分配比例;实现程序正义下的协商民主;减少机构规则的模糊性;实现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共同治理。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试论协商民主何以成为可能——基于自由、平等与理性分析的视角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兴起、发展,并成为人们讨论研究聚集的焦点。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民主,面临着许多挑战,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能否成为可能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基于此,从一种自由、平等、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能够化解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维护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能够在公开的理性下实现政治的合法性,解决现有民主制度的困境与挑战,是确实能够实现的政治理想。     

我国集体协商制度推进困境及其原因探析

集体协商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对于改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维护劳动者整体劳动利益,维系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产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意义。然而,在我国集体协商制度推进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的困境。文章正是基于对集体协商推进中的困境,重点从集体协商的立法、工会制度及社会成员的认识误区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推进困难的原因所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