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大代表会外活动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对人大代表会外活动制度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文章认为 ,人大代表会外活动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完善和发展问题是 2 1世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 ,人大代表会外活动制度的建设既有实践层面的问题 ,也有理论和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它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息息相关的 ,必须把人大代表会外活动制度的健全和发展置于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之中。     

市人大设置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和建设的思考

人大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工作机构。在新形势下，加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和建设的研究，是强化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水平的提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提升“人大民主”水平，一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二是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三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保证人大代表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受人民监督。     

乡镇人大主席团提高监督实效的思考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和常务主席，作为国家机关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监督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是其一项重要职权。当前，研究提高乡镇人大主席团监督实效，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深入调查研究，提高监督的准确性；主动提前介入，增强监督的指导性；增加透明度，扩大监督的民主性；马上办、热心办，增强监督的实效性。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监督水平五个方面提高乡镇人大主席团的监督实效。     

大学工作学的创建与学科建设

大学工作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创建大学工作学,是为推动大学的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推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这一学科创建的过程本身,也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学科创新与实践创新,因而也彰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贯彻“七一”讲话精神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七一重要讲话,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科学阐述和明确部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石。     

新时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学习邓小平关于人大制度论述的体会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邓小平同志就一贯主张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为建立这个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艰巨任务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邓小平同志全面地、系统地、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论述，就是其中的…     

论董必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奠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的基本框架,而将这一理论具体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则主要是由董必武完成的.董必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理论.研究和学习董必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对今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理论研究并未形成较为科学而成熟的解证框架。严格而言 ,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应符合我国社会民主化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应符合以代议制为轴心的宪政民主的基本规律。基于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代议机关权力之正当性和有限性的普遍诉求 ,从赋权与限权两个角度 ,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作出新的探讨     

完善人大制度提高执政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种既有统一又有分工、既有制约又有协调的比较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文章提出应从体制上弥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系统的缺失,同时应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议会运作的成熟经验,着力落实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具体制度。唯其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够更充分地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在当代，选举制度是代议民主最基本的要素。在我国，人大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体，是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在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有选举权的普遍性、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或秘密投票）等原则。选民登记、选区划分、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的提出与确定、预选、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投票选举、选举结果的确定、对代表的监督和补选等都是这些原则的展开和体现。同时，可将这些原则作为标准来观照现实的选举制度。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的发展，选举法也必须与时俱进。     

人大代表的提建议职责研究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背景下,人大代表被赋予了更大的期望。从制度安排上看,提建议是人大代表最踏实、最有针对性、最靠近老百姓的一种履职方式;从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实践上看,人大代表履行提建议的职责,反映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性。人大代表提建议,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连接人民群众与政府部门的桥梁。     

关于建构我国竞选制度的思考

关于竞选的研究是完善中国选举制度的子课题。选举实践和理论水平、民众的政治文化素质、选举文化的不足等因素决定在我国应开展“有限竞选”。在各种文件中将各类提名主体的叙述顺序进行调整；敦促单位启动内部的民主参与机制确定提名候选人；理性开展确定正式候选人的“酝酿、讨论、协商”等是候选人产生环节“有限”竞选的措施。候选人与选民或代表之间直接接触；候选人之间展开辩论；候选人依法选择自我宣传的方式等是从候选人到正式当选进程中的竞选机制建构的可选路径。     

1954年市县级人大选举述评——以江苏省为例

1954年间,根据全国规模的基层选举运动的进展形势,中央选举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时对普选运动进行了指导,并于同年4月15日发布了《对于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决定》。江苏省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于1954年6月中旬全面展开,到7月26日结束。在此期间各市、县均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普选使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更加巩固。     

我国公诉权制约制度评析

为了防止公诉权滥用，我国建立了政法委协调案件制度、人大个案监督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制约表现为任意性、单向性、片面化、地方化、权力化的特点，导致对公诉权的制约演变成干预．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的思考

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研究怎样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联系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精选议题、依法审议、督促落实三个方面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     

基于行业身份差异化的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探讨

建立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是党法党规的要求，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要求。党代会代表是有行业身份差异的。只有根据行业身份差异，建立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党代会代表的能量，提高联系群众的水平，增强服务群众的效果。我们可以按照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分类，来具体描述基于行业身份差异化的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的内容和方式，分别构建乡镇、街道和村社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教育、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以及党政机关党代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民生法治、价值冲突与消解机制

民生法治是民生与法治二者互动的产物：法治是民生保障的最优方式,民生保障依赖法治;法治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回应民生的诉求。由于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性,民生法治自身价值追求的广泛性,以及价值之间取向的差异性,民生法治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种价值冲突。民生法治建设,需要在价值冲突的两难选择中寻求解决的路径。通过价值位阶的权衡、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多元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生法治中存在的价值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