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为什么禁止画制人物动物像

大凡宗教,总是有一些清规戒律。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其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关于安拉独一的观念和人们对安拉内心的信仰、神秘的体验和情感,因而严格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由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阿拉伯人大多数是偶像崇拜者,要把他们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就必须废止过去五花八门的偶像崇拜。这些偶像绝大部分是神化了的人物和动物。因此,毁弃偶像并禁止画制人物动物像便成为必要。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论圣史学的兴起、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圣史学是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一门传统学科,主要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历史进行研究。从圣史学的最初发端到发展成熟,再到今人对圣史学的重新解析和专题研究,其中不仅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进一步开展对圣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穆斯林正确理解和把握伊斯兰教的中正仁爱思想,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而且有助于人们客观、公正、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化,消除误解,促进文明对话,维护社会和睦。     

刘智的法圣成贤观

首先对伊斯兰教圣道与伊斯兰教这两个概念作出了界定,然后从这样的界定出发,说明了珈百列圣训所阐释的伊斯兰教圣道的三大内在向度：伊斯兰（教）、伊玛尼（道）和依哈萨尼（真）。接着,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刘智解说伊玛尼时所讲述的三大原理,即认主独一、来源与归宿,并进而论述了刘智法圣成贤观的核心,即认清宇宙这个大世界和人这个小世界的来源,从而追随穆圣的圣道,返璞归真,最终回归真主。     

浅谈回族饮食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回族和伊斯兰教血肉相连,特别是饮食习俗,大都继承了伊斯兰教“以清净为相宜,污浊的受禁止”的规定,而又稍有差异。 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在教派上都属逊尼派,在教法、教律上属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虽然回族穆斯林按照各自对道乘所持的不同态度和主张又分为格迪目、虎夫耶、哲合忍耶、尕迪林耶、伊合瓦尼等派别和门宦,但对伊斯兰教的饮食律例的遵循和实践却同出一,几百年来严守着教律经典。 良好的饮食、卫生习俗,使回族人民长寿、健康、清洁。 本文试从回族的饮食习俗追溯它的伊斯兰教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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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枪的男孩在伊斯兰教开斋节的第二天,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在位于古城耶路撒冷的家门口拿着玩具枪把玩。开斋节每年开始于伊斯兰历的10月,时长一月,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全月封斋,即每日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     

试论张承志与石舒清书写之异同

通过比较张承志、石舒清两位回族作家对西海固伊斯兰文化及其民众的认知与书写，分析了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信仰、民众、审美观四个方面的异与同。张承志是以理性和激情经由艺术的途径来接近“圣”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去践履他的神圣价值观；石舒清是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圣”的空间之内生活和写作的，他的文学表达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伊斯兰教的本质。     

中国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正和平、宽容和谐,敬主顺圣、爱国爱教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在践行伊斯兰教和平理念的历史进程中,有过艰难而可贵的理论探索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他们始终秉承和恪守“爱国爱教”的和谐之道与和平之道,在中华大地上与各族人民合和共生,绵延发展,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伊斯兰教派别形成、发展的促成因子及属性和影响研究

"派别繁杂"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点,派别研究是伊斯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伊斯兰教各派别产生的原因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形态变化,伊斯兰教的派别是可以被分成教派、学派、政治派别等几大类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厘清派别异同,界定其属性,分析其影响,不仅是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反观,有助于认清当前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乱局的真相。     

文莱成“金门帮”第二故乡

这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文莱。这里有的是石油、天然气,以及金碧辉煌的清真寺。市场上禁止贩卖酒类与猪肉,就连公开喝酒也是禁止的。文莱不是中东国家,却有着不输给中东诸国的虔诚的伊斯兰教文化。     

中国的圣训译介与研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其经典《古兰经》和圣训也传到中国。因最初的中国穆斯林大多为西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研习宗教经典的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故经训未被译为中文。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学者开始用中文进行有关伊斯兰的著述和翻译,但主要以“以儒释教”为主,对经训的翻译微乎其微。自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圣训研究及其翻译才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拉斐尔·伊斯拉力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误读

西方学者作为旁观者研究中国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渊源深厚。其中伊斯拉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作者以政治伊斯兰的视角,使用二手和三手材料,误读中国化、夸大回族对乌玛的认同而刻意淡化回族的国家认同。阅读汉语文献的水平和消化资料的能力决定了无论伊斯拉力多么精于西方话语,但对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只能是旁观者不清的臆说。     

西北回族话中的近代汉语词汇

在西北回族话中，保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近代汉语词汇，这些词语已经被赋予了浓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有着特殊的民族宗教文化内涵，成为回回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活化石”。     

伊斯兰教财产观与新时期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

伊斯兰教主张财产权利平等,追求道德和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为西北穆斯林实践其财产观念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促使新时期穆斯林慈善事业有了巨大发展。研究伊斯兰财产观和穆斯林的慈善实践,对构建西北和谐社会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因时而变：回族知识分子与墨家思想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将佛教和道教视同如先秦时期的墨家,都是一种异端,它们与儒家的伦理观念是相悖的。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墨学研究的兴盛,成达师范学生王国华在比较了儒家、基督教和墨家的人生哲学之后,肯定墨家,认为墨家与伊斯兰教有一些契合之处。对墨家的否定与肯定,反映了回族知识分子能够因时而变,既能尊崇宗教信仰,又能够适应社会思潮的变化。     

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

马启西创立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伊斯兰“乌玛”理想和中国大同思想交融的结晶。刘智“以儒诠经”思想是西道堂创立的思想基础，西道堂是刘智思想的具体实践。西道堂充分表现了中伊文化的和谐共生与交流融通。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佛教的碰撞

丝绸之路文明是世界不同地域、文化、信仰、种族的人民相互碰撞的结晶,一些外来宗教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它们不同程度地与中国文化发生了互动。以伊斯兰教为例,在早期传入时期中国人对它无意识的误读,到明清时期回族思想家有意识地借用佛教用语来诠释伊斯兰教的有关概念,说明了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     

回族砖雕中凤凰图案的宗教意蕴——基于临夏市伊斯兰教拱北建筑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凤凰”是汉文化传统中的祥瑞之鸟,在伊斯兰教苏非文学当中,也有一种具有宗教意蕴的神鸟“西摩革”（Simurgh）,二者在来源与象征意义上有相似之处。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临夏砖雕当中,凤凰图案频繁出现,并成为伊斯兰教拱北建筑中的一种砖雕主题。这种现象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表现,是回族苏非门宦创造性运用汉文化资源的一个案例。这进一步证明伊斯兰教同任何其他宗教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地方化样式。     

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机构设置及创办期刊为中心

侵华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全面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设立了诸多研究机构,同时创办了《伊斯兰》《回教圈》《回教事情》《伊斯兰世界》等学术刊物。相关研究机构及人员利用政府投入的资金,在侵略地进行多次调研、研究,在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和调研报告。将以上历史做一简单介绍,以为国内学界对这段研究史有所了解。     

西北回族话对汉语佛教词的回避与化用

在西北回族话中,由于宗教禁忌或民族习俗等原因,对汉语中的某些佛教词采用了回避,甚至排斥的态度,但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保留了一些原本属于表达佛教意义的词,只是在使用这些汉语佛教词时,赋予了伊斯兰教内容。这种词语的回避和化用,是语言接触与文化兼容在语言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