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大总统选举法》立法之争

民初《大总统选举法》在立法过程中,围绕着总统资格问题、选举机关及当选票数问题、总统任期及连任问题、副总统设置及代理问题、附则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在借鉴西方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其实质是民初政体之争即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的一部分.     

民初政党政治与政体选择

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运行方式,并体现着政权的归属。研究一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体选择。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一直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斗争贯穿于政党政治的始终。由于历史、传统、当时的国际形势等多种原因影响,中国未能选择并形成最为恰当的政体形式,这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重要诱因和关键因素。     

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认为是责任内阁制。从其条文入手 ,通过与实行典型总统制政体的美国及责任内阁制政体的英国的比较 ,可以确认《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实际上是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因素的混合政体。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政体对国债危机的影响——希腊与美国对比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很多通常被认为的民主国家接连发生了国债危机。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从经济角度作了不少分析。国债危机或政府债务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有其相应的经济机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其相应的政治机理。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因素对国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体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体更有助于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国债危机。     

论民初的内阁制政体

民国初年,中国进行了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验,内阁制政体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探讨当时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实践,将有助于揭示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必然结局、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一、民初政体的争论及取向采行何种政体,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

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过程中,临时政府的政体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基本的法理依据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并不是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而对人立法。孙中山在极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忘情于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意在建立大政党,参与国会选举,以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孙中山因主要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在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对此虽不甚热衷,但亦深表赞同和支持,正说明其宪政思想也有与时代相契合的一面。然而,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最终使其难免失望与无奈。     

第一个设计出来的总统——试论美国总统制的诞生

美国是第一个创设总统制的国家.总统制是55位制宪代表在116天封闭式会议里讨论、争辩、权衡的结果.总统制是邦联政体走到尽头的必然产物,它一举扭转了美国建国早期中央行政权力弱小而依附的状态,但在任期、权力、选举等方面都表现出"君主"的特征,因而引起了许多制宪代表的强烈反对.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制衡机制成功地避免了总统制蜕变为君主制.     

政体理论重述

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是,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有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彼此很容易发生转换。但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逐渐最终经历了两次蜕变而面目全非：基于事实的多元政体分类演变为基于观念之争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理论上的误区最终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不但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历来有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大致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建立前;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面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总结其特点,反思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社团管理特征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整合新旧社团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社团党建、群众工作、规范化管理、宣传教育为特征的社团管理方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社团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段历史经验为今天的社会组织管理提供了启示。     

以《李超传》为中心看民国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曾发生过一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学生李超之死,这一事件所关涉到的核心法律权利即女性家庭财产继承权,而这是女性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专门为此所写的《李超传》也成为中国现代对女性财产权进行观照的最重要文本,"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即使到今天,虽然国家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在中国广大乡土社会里,习俗的力量仍然强大无比,很多女性仍然没有实际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等多项权利。因而我们今天再次审视和研究《李超传》,并以此来观照当今女性生存状态,仍然很有必要而且充满意义。     

简述岳阳地下党领导的迎解斗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岳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六十年前，岳阳地下党依靠党的政策，发展进步力量，争取和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分化瓦解顽固势力，开展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统战策反工作，迎接岳阳解放的到来。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纲领建设及其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开始了自己的纲领建设,并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探索,虽也有因为认识原因造成的失误,但主要是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必须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党的纲领建设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必须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     

“七一”纪念与党的建设

“七一”纪念是党的优势资源，是推动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通过纪念符号可以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通过纪念仪式可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通过纪念话语可以推动全党的理论创新。     

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摸索总结的成功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从党今天肩负的历史使命来看,群众路线是新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胜利保障。     

中国共产党民族治理早期法制构想与实践新论

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初期,即秉持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理念,并付诸《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等相关法制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提出的民族自决、联邦建国论,一方面和当时苏联的指挥棒影响有关,另外也和当时国内外政局有关,其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实现民族解放。抗战期间,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由于边区政府更直接地接触到民族地区,从而对中国民族治理的具体状况有了更为切实的了解,此时的各民族平等建国、设立自治机构等一系列法治实践,也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起到了制度萌芽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的成功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逐渐远去,但是其伟大实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为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借鉴,为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坚定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群众路线在不同阶段的演进:由邓小平论述观察简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邓小平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保护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群众克服现代化建设中的困难,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发扬民主,改进工作方法,加强群众监督;要把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不能混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搞运动;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规定,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干部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