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试论近代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洋务企业是近代中国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经营管理方式经历了由以官僚为主导到官商合作的过程。在这种体制中 ,企业内部官商矛盾不可避免地对立和激化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此类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甲午战争以后 ,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着革新的课题 ,最终导致洋务企业转变经营方针 ,成为商办或具有更多民营性的商办企业 ,这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纵向的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横向的各同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纵向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指向财权和政治利益的交换,横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为了吸引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类型分析

中国分权化的改革推进了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并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类型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之间。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区域制度、区域增长和区域管理权限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流动性要素和制度、政策上的博弈,与辖区企业的博弈则体现为权责之争。三种类型的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双重作用。     

从废约自办到官商合办:杨度与清末粤汉铁路

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中,杨度以留学生总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为收回粤汉铁路起了重要作用。在废约自办之初,杨度倡导湘、鄂、粤三省合力商办,反对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但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采用了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的修路方针。当清政府这种方案遇到困难后,杨度转而赞成借款修路和官商合办,主张按照分而不分,合而不合原则,商股由湘、鄂、粤三省商人筹集;官股则由政府想办法,将用人、路工和资本统一起来。这种官商合办方式既有利于早日完成铁路工程,又有利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杨度明确反对将铁路收归国有,劝说邮传部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准许商民附股,俯恤商艰、体谅民情,与人民共享铁路之利,国家单独承担各种损害。但杨度的建议仍然未被采用。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并最终导致了覆灭。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政府间行为博弈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在分析京津冀都市圈政府行为博弈背景的基础上,将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的政府间行为关系抽象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建立相应的博弈分析模型,得出各级政府在博弈的不同阶段的最适策略选择,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竞争的博弈分析及机制设计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间不断以增加财政支出作为手段展开竞争,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对不同产业的投资支出竞争.本文从当前地方政府竞争的新动向出发,分别从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支出竞争现象展开博弈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利益结构的复杂性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博弈行为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初步探讨了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信任整合、约束、利益补偿与分享机制.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民国时期广州骑楼的规章与实践

广州骑楼建筑在清末官商提倡改良街道和建筑以发展商业的背景下兴起,香港骑楼扮演了模范的角色,其建筑形态和规章制度是广州官商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市政公所时期,政府为了令商民同意拆铺筑路,提出“骑楼地”的概念,并配以相应的管理及营建技术规范,奠定了骑楼大规模兴建的基础.市政厅时期,骑楼地既是政府增加财政税收的途径之一,也是政府试图统一业权的平台.统一业权因损害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一再遭到抵制,最终以不了了之收场,但骑楼得以被推广到西关、东关、河南等更多马路上.至20世纪30年代,广州许多马路已经形成“骑楼如廊”的格局.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剖析了陕北能源资源开发中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的问题,揭示了中央政府、中央企业、地方政府作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及博弈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利益分享机制的政策建议,即通过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维护开发地居民权益的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最终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享等.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绿色GDP的考核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吗?

为了推动地方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绿色GDP被人们寄予了厚望。但遗憾的是,绿色GDP仍旧是一种考核经济总量的方法,只不过做了一些修正而已。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污染治理的外部性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博弈,绿色GDP的考核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即:惩罚保护环境的地方政府,而奖励污染环境的地方政府。故而,要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非继续推行经济总量考核的办法。     

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绩效较低,主要原因是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其中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产业政策绩效重要变量。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由于地方政府具备“经济人”特征,地方政府都倾向不执行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从而导致我国产业政策绩效偏低。因而,必须矫正地方政府行为,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机制,才能提高我国产业政策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