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汪伪政权之意识形态评析

和平理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构成汪伪政权意识形态的主体。而汪伪投敌初期所使用的所谓和平理论、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都逐渐成为日本侵略理论的注脚。汪伪虽然标榜承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日本的侵华理论及政策,需要根据日本方面策略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文章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外因、内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五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文章指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把联合亚洲国家抵御欧美列强侵略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为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战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正> 《大亚洲主义》是1924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的重要演讲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对此曾进行歪曲、纂改、使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以为他的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或是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盟.本文拟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及目的进行剖析,辨明它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汪精卫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宋庆龄永远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

一、早年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协助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 早在1919年,宋庆龄和孙中山一起,就与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1922年8月,正当孙中山由于陈炯明叛乱而被迫返回上海时,李大钊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孙中     

"问题与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近一个世纪前,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曾被视为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冲突.本文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胡适与李大钊的讨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学理层面都不构成"冲突".就历史事实而言,胡适无意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对立;就这场讨论的学术层面看,也说不上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3)这里的"实境"就是其所处的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可以说,李大钊虽未使用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字眼,但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底蕴,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示现实的价值.     

同种同文?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

在其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使用"东方"、"亚洲"、"黄种"等词汇时,其含义和背景并非单纯。他并非是根据固定的原则,而是按照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极其灵活地选择了谋求支持的对象国家。故此,孙中山的对外宣传采取的修辞也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提倡了对方和自己能够共有的理念。对于苏俄人,他主张反帝国主义;对于英、美、法等西方人,他强调民主主义和基督教;对于日本人,他则根据"东/西"、"亚/欧"、"黄/白"等二分法高唱"同种同洲之亲",但在其他场合,却很少提到亚洲主义。亚洲"小国"(如朝鲜、越南等)的独立运动若不能直接有利于中国革命,则仅能作礼仪上、感情上的同情对象。     

日本企业“家族主义”经营模式形成的伦理原因及伦理功能

“家族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并非日本独有，但其却是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这种延续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对日本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国民精神、企业伦理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孙中山与神户关系考述

在孙中山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兵库县的神户市即是其重要的革命活动地。本文对孙中山在神户的活动分三个历史阶段作了简要的考述和评价。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

长期以来,审美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对它的界定却比较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性和严格的学理性。其实,在"生存"、"艺术"与"现代"的三维关联中,区分并考察审美主义的类型,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审美主义是有关生存与艺术的形而上构想,是有关现代的诊断与救治的方案。审美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各种理论论述、艺术实践与生活实践。审美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感性审美主义、游戏审美主义和神性审美主义,各种审美主义的关联是其精神价值的本源,这种关联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已遭到致命的破坏。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