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性模式实证研究——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阈

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性模式的作用机制,发现员工帮助计划的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职业规划的综合影响尤其突出,其余依次是心理资本、关怀环境和职业价值。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多因素综合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上应突出前瞻性与系统性谋划,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提升,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测量与分析

为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而对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江苏省八个城市的735份调查问卷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七个因子,即心理感受、工作与家庭和谐、工资收入、获取帮助、就业歧视、参与管理以及健康安全。并在性别、教育程度、单位性质以及行业间进行就业质量对比,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措施。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社会转型变革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与文化融入,能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软实力",能成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长效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推拉因素分析

通过借用“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城乡流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面临着制度障碍和能力弱势的双重叠加。因此，应加快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以实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意愿和能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完成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到身份、从流动到稳定的平稳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新媒体赋权与农村绿色社区建设

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传统的赋权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张力,也促进了新媒体赋权理论的诞生。新媒体赋权给农村绿色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研究表明,新媒体的透明性、脱域性等特征促进村民信任感、成就感、归属感等社区情感的培育;媒介近用权保证村民随时随地获取绿色社区建设的信息;媒介框架塑造的媒体奇观吸引村民乐于参与绿色社区建设;自媒体促进了绿色社区有效奖惩机制的形成;媒介受众对象的设定促进了绿色社区建设的资源链接与社会支持。     

心理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探究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理,通过对长三角82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构建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深层次的融入,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企业与社会应强化以员工帮助计划为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长效机制的形成。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厦门市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其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更加灵活,开始从制造业和建筑业逐步向服务业转移;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高,职业流动频率相对较高,职业期望逐渐从＂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方向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群体,在交往中出现了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制度;加强城市新型城市文化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