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海岱地区是一个考古学术语,又称为海岱文化区或海岱历史文化区,它是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海岱地区的空间分布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了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东临大海,西接中原,南北则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     

从青铜器纹饰看商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

商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源奠基之功，然对商周文化间的变化，学界有不同看法。纹饰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它的变化反映思想文化的变化，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视礼为国家大事的商周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以我们选择青铜器纹饰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商周之间的变化。青铜器纹饰在商周的变化趋势可概括为神性向人性的回归。从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思维来看，商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原始思维，而周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逻辑思维。商周之际先民在思雏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突破，从而导致商周之际文化发生了剧变.     

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

地处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区。随着与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增强,至迟在北辛文化时期稻作已传入海岱地区,然后循着东、西两路由南向北不断地扩散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稻作农业经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点,稻作农业还渡海传播和扩散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地区,并进一步向日本列岛扩散和发展。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商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礼制内涵的嬗变——以《诗经》文本为中心

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商周时期的祝寿类语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嬗变的发展历程。先周时期，商、周两个族群祝寿类语辞内涵既呈现出以现实需求为根的共性，又因文化差异而呈现出商人重神性与周人重人情的礼制区别。西周时期，周人的祝寿类语辞充斥于贵族的礼制生活，一元独尊化、现实政治化、亲族人伦化的倾向愈加明显。东周时期，祝寿类语辞的使用出现了向下层贵族泛化的趋势，其礼制内涵也逐渐形式化、空洞化。这一嬗变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时代礼制的起伏跌宕，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一个轻礼制的新时代的来临。     

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

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格局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裴李岗至仰韶晚期前段以河洛影响海岱地区为主,仰韶晚期后段至龙山早期则以海岱对河洛地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龙山晚期前段以河洛影响海岱地区稍占优势,至龙山晚期后段海岱地区在文化交流格局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双方文化交流的途径,裴李岗至龙山早期基本上是通过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来实现的,龙山晚期则还通过豫北、冀南和鲁西北地区来完成.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尉迟寺类型的出现及太昊部族在豫东等地的兴起,系龙山早期双方文化交流格局形成的历史背景;而发生在龙山早、晚两期之交的涿鹿之战则是龙山晚期前段两地区文化交流趋向发生较大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商周青铜器上动物雕塑的美学研究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其厚重的造型、繁复的纹饰,传达着统治者的意志,形成了一种狞厉之美。但是作为青铜器扳手、提梁或器盖装饰的动物形雕塑,却小巧可爱,充满着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形成了青铜器审美的另一个侧面。青铜器上的动物雕塑是史前明朗、活泼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商周时期的延续,只是在鬼神和等级观念浓厚的商周社会,这种灵动之美只能退居器物的从属部位。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金文所见商周宗族秩序的建构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的两次转型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其政治文化模式的变迁对后世影响深远。殷周之际礼制下妇女角色的规制,向来被学者解读成后世妇女地位衰落的源头。然出土文献表明,周礼构建的妇女角色并不与西周历史实际进程相同步。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转型实有两次,即殷亡鉴戒意识下西周妇女无与政事制度的构建阶段和东周以来由制度深入包括妇女在内的各阶层群体心灵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向,并不能以简单的"衰落"概之,尤其是后一次转型中妇女破除功利意识,对道德的真诚追求,彰显出对道德诉求的精神自觉。     

中国北方商周时期“弓形饰”再探

本文对中国北方商周时期的弓形饰进行重新考察,认为所选弓形饰分为两类;两类有着不同的用途、起源与流布,第一类还是探索商周时期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文化关系的一条有益线索。两类均具有标识墓主特殊身份的作用,发展来看,东周时期第一类弓形饰的墓主由不确定的特殊身份到专属男性高级别武士贵族。     

试论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主要特征

古代国家的政治疆域是统一王朝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具有大致范围的政治统治区域。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平行并进式”特点 ,决定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疆域的传承与包容关系。三代政治疆域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一、政治疆域的模糊性和多变性 ;二、早期国家政治疆域中的数都并存意义 ;三、政治疆域中的“点”、“面”与“虚”、“实”关系 ;四、三代政治疆域统治传承的法理性。     

论文王平虞芮之讼与商周战略形势之遽变

周文王平虞芮之讼后 ,进而连连向东方商与国及商王畿地区用兵。其原因并非像先儒所说的是文王以仁德使诸侯归附而势力强大。实际情况是周文王通过平虞芮之讼而控制了潼关至崤函一带的函谷关天险 ,从此周文王退则能守 ,进则能攻 ,一改过去“奉勤于商”的方针 ,向东方连连用兵 ,直接攻打商王朝的与国及其田猎区 ,逼近商王郊畿地区 ,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战略格局 ,奠定了克商的战略优势     

青铜器是否商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正> 史学界习惯于把商周时期称为“青铜时代”。然而,对“青铜时代”这一概念文化义蕴的理解,却并未取得共识。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演进序列中的三大阶段,商周社会处于青铜时代,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是青铜器。例如,有人断言:“大量发现的商、西周、春秋时     

商周风神变化考

风崇拜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到商代中晚期,风神崇拜地位在诸多自然事物崇拜中凸显,且已逐渐从万物有灵的崇拜中走出,崇拜对象展现出较强的"人神化"特征;汉儒所阐释的周代风神崇拜对象以箕宿和飞廉为主,具有抽象化和虚神化的特征。从商代到周代,风神崇拜应具有连续性,汉儒风神崇拜叙事存在缺失,考察商周之间,风神形象的变化及其原因,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华夏先民的信仰世界。     

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态势及动因探究

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向周围地区快速扩张并引发文化交流.二里头夏文化立足中原,其传播态势是先向晋南、次之向关中地区播散,同时也向江汉地区拓展.中原早商文化首先挺进及山西南部、陕西中西部、河北的中南部,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湖北及湖南北部)、东南方(海岱地区、淮河中下游地区)扩张,商文化因此成为主体文化并向周边形成强劲辐射.中原周文化传播态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周早期,对他族文化的吸收功能大于其输出功能;西周中晚期,中原周文化出现强烈的对外扩散态势,各地周文化表现出明确的统一性.先秦中原文化的传播动因可归纳为战争及民族融合、对矿产资源的攫取、封藩建卫、异族姻亲、经济贸易等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