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自然”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

"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中心范畴.从"自"、"然"二字发展为"自然"一词,并形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词义角度看,"自然"的意义就是指"自然而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自然"则包括"道之自然"、"政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三方面内涵.老子"自然"范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后世哲学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复卦》与中国艺术精神

复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非常特殊的一卦,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对中国文艺思想与创作启示颇多。宇宙混沌初开时天地之心的创造精神,万物濒临死亡时一阳来复的生生精神,人在尘网中德性损伤时修美品德的复善精神,忘却物我差别而静默观物的观复精神,这些美的精神赋予中国文艺用之不竭的能量。古代画家取鉴复卦的美学智慧而挥洒笔墨,不仅画出自然山水之生态,而且造出无往不复之境界,进而追求心灵之本明、圣人之高格,实现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复卦蕴含的美学思想对当代文艺美学的理论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中国哲学自然无为理论中的非决定论复杂自组织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无为"思想更多具有不刻意强求、不逆反规律、顺其自然、自然而然之意.这一思想,揭示的是事物自发演化发展的无目的性、不确定性、随机性的特征,其本质是一种关于非决定论的复杂自组织思想.诸如"无为无不为"、 "道法自然"、 "物偶自生"、 "天地无心"、 "物自独化"、"天道自然、必然,而非当然"等学说都在不同层面上时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表述.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自然美思想——以《庄子注》为例

西方哲学对自然异质化的理解使得自然的独立性不得彰显,基于此自然观的自然美被视为低于艺术美的美学形态,在西方古典美学中长期受到忽略。随着近现代对人本主义的反思,自然的独立性、客观性开始被哲学家、美学家所关注,与此相应的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纷纷兴起中国传统思想核心就是"天人合一"。郭象提出的"独化"的概念,呈现一个彻底自主自性的物性世界观,为自然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提供哲学基础。同时,"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否定了对事物的传统认识论,极大地消解了审美过程中人类和自然的二分对立关系,为自然美的审美体验提供了独特的方式,给现代自然美思想的构建以重要启迪。     

论朱熹易哲学中的“生生”与仁

"生生"是易学的基本宇宙情怀,也是儒学生命哲学的理论基调,它在理学宇宙形上学和心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复卦是理解大易生生之德的切入点和关键。朱熹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深化了复卦所蕴示的阴阳消息之道,将天地生物之心普遍化,并揭示了阳善阴恶观念下的心性修养之道,将天地之生理落实于心性功夫之中。尤有进者,朱熹又将仁与天地生物之心相结合,构建起生—仁—理三者的一体互融,仁既是天地生生之理,又是人之本心,实现了天人之间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冯友兰“人生境界说”新探

解读＂冯友兰哲学＂和＂冯友兰现象＂,绕不过冯友兰＂人生境界说＂。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寄负着他的哲学观和＂安身立命之地＂。＂人生境界说＂不仅是打开其哲学体系玄深之门的密钥,而且还是攀访其人生终极之思的舷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价值意蕴和层递关系,既直观描绘了人生境界存续迁转的总体图景,又深刻揭示了其可操作的实践维度,对于当前的思想道德抑或精神文明建设仍不乏理论借鉴和实际参考意义。     

冯友兰人生境界说析论——兼及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儒道墨法之源

冯友兰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和最具理论价值的是其人生境界说。冯友兰以有无"觉解"为标准划分人兽之别,以"觉解"程度的高低划分人生境界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等四种类型、四个层次,但是,其"觉解"与"觉""解"甚至"知"是大体相同的。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侧重于宣扬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强调人性的觉醒、人的社会责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从思想资源上看,对于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均有吸收。     

论苏轼作为寄寓之道的自然审美

寄寓是苏轼对人生在世状态的思考。从空间维度上,他提出“吾生如寄耳”,人只是寄寓天地间,一生漂泊;从时间维度上,他提出“人间如梦”,人生如同一场梦境,转瞬即逝。不过,他并未沉沦,而是通过自然审美生发出寄寓之道——齐同“寄”与“归”,认山水最佳处为家;齐同“梦”与“觉”,化如梦人生为审美人生。苏轼的自然审美不是以自己作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主客对立式观照,而是生发出注重自在自得的“寓意于物”的这种自然审美模式。从寄寓之道的角度探讨苏轼的自然审美,能够使自然审美超越审美对象的意义而获得生存哲学的意义,从而深化当代自然美学。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颜奇龚怪"哲学之现代解读

清初的颜元与清末的龚自珍是一前一后互相映照的两个思想怪杰.颜氏构思设计的"浑天地二气四德化生万物图",实际上是一幅宇宙创世模型图;而其"性、情、才皆善之图",又是一幅人性构成图;再加上他的人论,可见出其对宇宙和人类特异的哲学思考.龚氏提出的众人造天地、人声名天而立思想以及公私多元表现人性本私观点,是主于"逆"哲学思维的产物,这正好同颜氏哲学形成映照.它们均表现出两位怪杰在哲学思维上的非常态运作特点.这对于今天哲学创新思维之发展,颇有启迪参照意义.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儒家天地之德与马克思自然自由的比较

不论是儒家言说的"天地之德"(自然之德),还是马克思说的"自然自由",都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一种终极眷念。马克思的自然自由理论,一方面是为人类解放寻找一种自然哲学的认证,另一方面也肯定儒家自然之德对社会的构序意义。它将人的自由论证与儒家的仁本论证,放在自然与社会一体两维的平台上建构,以人性本善为始原,将自然自由融入社会生活,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中国传统的德言性境界,完成自然自由与自然之德的有机统一,以达到尽性立命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天地之德和马克思的自由之境,原则上都设定了人性、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把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大同世界,化为一种民族解放的世界运动,表达了儒家实现天道、仁道、世道与自由高度融合的理想主义新境界。     

“自然之性”与“性命之常”——王弼人性论的二重向度

王弼的人性论具有明显的二重向度。其一为"自然之性",代表事物"自己而然"的固有状态和属性;其二为"性命之常",代表事物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通过"自然之性",王弼阐发了合理的政治方式——"无为"和"因循";藉由"性命之常",王弼确立了生命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复命"。这样的二重向度的结构对中国哲学中人性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

王弼的自然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关于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是王弼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终结了以感应说为核心的汉代自然审美意识,开启了以我为主、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魏晋自然审美意识。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时代思潮在魏晋日渐形成,在所有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中,对人自身之美的发现和课美(审美)成了一种自觉意识。     

张载"人性二重说"浅析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同时,以"太虚即气"的宇宙观为基础,建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大多数人由于秉气的厚薄、清浊不同,在他们身上具有的只能是善恶混合的"气质之性"。张载为了实现他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给我们开的处方是"变化气质",具体的途径是:"知礼诚心"、"虚心集义"和"克己寡欲"。     

论朱熹的天人观及其实践

朱熹的天人观是他对于天、人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主要内容包括:天人本只一理、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是天地之心以及循理而行的现实实践,朱熹的天人观即关切自然的化生万物、发育万物,也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强调人可以发挥"仁"的精神来实现天与人的和谐共生。     

生态之眼: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风景美学

中国古老而漫长的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先民对山水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敬畏，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态文明富于启迪的风景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山水画则是风景审美的重要呈现方式。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不仅是跨文明比较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是现当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风景美学对话的产物。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有时造成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风景美学的误读，自然审美伦理化并非中国风景美学观念独有，也同样存在于在西方美学之中。中国先民融入山水之中，把欣赏自然之情转化为热爱自然之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谦卑。中国古代山水画描绘的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局限于目力所及的世界一隅，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烦扰喧嚣的和平宁静与理想梦幻之地，蕴涵着意趣高古的原始自然对于生命与心灵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山海经》"饮食自然"义考

今本<山海经>描述的凤凰"饮食自然",并非指凤凰自由自在地饮食、歌舞之义."饮食自然"一词来源于道教经典文本,系指"饮食元炁"之义.在道教中,"饮食元炁"是指对生命本质能量--"元炁"的汲取,是对生命本然状态及活动方式的表达.因此,<山海经>描摹的凤凰"饮食自然"与"自歌自舞",乃构成了一种契合宇宙生命运动本质节律的象征形式,是古代中国人关于生命本真存在的神话图景式观念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