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赴台游客环境意识与旅游行为特征研究

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为例,基于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NEP)设计大陆赴台游客环境意识和旅游行为问卷,调查大陆赴台游客环境意识和旅游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大陆赴台游客的环境意识得分为3.641(5分制),比洪大用2003测量的城市居民环境意识分数61.24%高,但比Dunlap和Van Liere1978年测量的分值3.0(4分制)低,比被访者的自我评分70.82%高。大陆赴台游客的旅游行为得分为2.337分(3分制),旅游行为的正面效应较好。大陆赴台游客的环境意识与旅游行为之间、环境意识与旅游次数之间、旅游行为与旅游次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者未来规范出境游客旅游行为,从提高游客的环境意识入手是必要和可行的。由于赴台游客环境意识和支付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管理者可在旅游中通过购买环保产品等方式对游客进行有效的环境意识教育,多途径提高大陆出境游客环境意识。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     

南京市居民旅游需求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旅游意识的不断提升,旅游活动日益普及,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也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到底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这一问题值得学界关注。为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运用市场调查法,实证研究了该市居民的旅游需求特征,并据此得出了颇具意义的六点结论。这不仅对深化南京市居民旅游需求研究以及南京市旅游消费市场的开拓有所裨益,而且对我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研究以及城市旅游市场的开拓也不无参考价值。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心理基础调查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领域的群体,被市场经济这条纽带联系到一起,二者之间能否和谐共处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交往动机、心理认同上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是未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能够和谐共处的基础。我们应该从政府的政策落实、媒体的正面宣传、社区的积极接纳、提升城市居民的认识境界和增强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方面促进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相互融合。     

“公”与“私”:中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逻辑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受到文化、政治、经济、地区差异等因素影响显现出较大差异。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表征为"自上而下"的规制性行为;在私人领域表征为"自下而上"的弥散性行为。这种行为差异的原因不仅由于心理因素,而且根源于社会结构、文化的差异,进而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逻辑。通过对CGSS2013数据分析,尝试阐释两类不同环境行为背后的逻辑。中国城市居民的私域、公域环境行为游离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纠缠中,孕育了感知与行为的"统一"与"脱嵌"。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构成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内生动力。     

浅论高容积率居住小区的景观营造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紧张的问题愈加突出。为了节约用地和成本，建设者将住宅楼越建越密，楼层越建越高，建筑密度不断加大，容积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品味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提高，一方面是高密度的建筑群，另一方面又要满足高品位居者的环境要求，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探讨高容积率居住小区的景观营造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需要。本文从小区景观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生态性、观赏性、文化性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营造高容积率居住小区的景观环境。     

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状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状实地调研成果为出发点,揭示温州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环境、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满意状况,深入探讨不同人口特征与"幸福指数"的关联性等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提升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合理策略.     

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工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

本研究从群体间交往的视角出发,运用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来检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否会影响前者的态度.基于对杭州城市居民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当前城市居民对于进城农民工的总体印象还是负面的,年长的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更多的负面态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一般性的交往不能改变城市居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奥尔波特的“交往假说”.仅仅有农民工朋友不影响城市居民的态度,但朋友关系与四类特征变量的交互关系在城市居民态度方面有差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对朋友关系与对农民工态度之间的作用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城市化水平愈高会愈减少歧视吗?——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社会距离

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随着一个城市城市化水平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态度也愈加严重;沿海地区城市居民比内陆地区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度要高。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