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诗歌艺术浅探

舒婷诗歌既充满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又兼具古诗韵味和现代主义神采。其繁复、细腻、充满矛盾的情感世界，感染着浓重的时代色彩，具有历史的深邃感和思想穿透力。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多意象并列迭加形成立体意象、整体象征和网状结构。     

文化视域中的中西诗歌文体比较--以中国律绝和英国十四行诗为例

律绝为中国所特有的诗歌形式,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汉语语言文字的文化意蕴、中国的审美价值观及儒、道思想等息息相关。英国十四行诗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与英语语言文字的特点、人文主义的内涵、西方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等紧密相连。这两种文体蕴涵了各自的文化精神。中国的诗歌文体体现出一种经验性的感性阴柔美,英国诗歌文体体现出一种思辨性的理性阳刚美。     

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三重奏--论舒婷及朦胧诗审美典范的意义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文革后中国新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朦胧诗群中,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其诗作具有共同人性审美趋向的丰厚内涵,体现了人本主义哲理、女性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艺术融合,从而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经典行列.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舒婷诗歌中的基督教文化精神

舒婷诗歌中渗透着西方基督教的文化精神,这表现在她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执着追求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宿命般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于"爱"作为现实人生需要和终极价值关怀的双重关注。由于本质上是"无神论者",舒婷在"宽恕"等基督教的重要命题上又显示出自身的独立思考和异质性存在。     

浅析英语诗歌中的"祭坛诗"

英语属于拼音文字,缺乏具有诗意的直观外形。因此,以赫伯特为代表的很多英国诗人,尝试以形为"祭坛"的诗歌的建行形式来模拟事物,完善高度符号化的字母文字之间的无联系的组合形式,通过视觉来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意境。     

古英语诗歌的发展与中国新诗散文化之比较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学形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古英语诗歌的演变,来解释诗歌形式变化的因素,并从中考察中国新诗散文化现象.从英语语言史和诗歌传统分析,古英语诗歌语言特征和基本诗歌形态与现代英语诗体裁相距甚远,并没有真正被后世英语诗人继承下来,这其中诗歌进化的演变和选择表现出的规律似乎对探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形式变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古英语文学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头韵体诗歌,从7世纪到之后的400年间出现了许多杰作,像<贝尔武弗>这样的史诗性创作成为英国文学史辉煌的开端.虽然头韵体诗行仍然出现在后来兴起的尾韵体诗歌中,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头韵体似乎在书面文学中消失了[1],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14世纪以乔叟为代表的诗人创造的尾韵诗歌,并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杰出的诗人,乔叟也因此确立了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17世纪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德莱顿誉为"英语诗歌之父".[2]     

舒婷诗歌意象成因透析

在构成诗歌的诸要素中,意象的作用举足轻重。通过对舒婷诗歌的解读,我们发现花朵、树、星月、黄昏、船、帆等这些优美的物象是舒婷笔下常用的意象符号。她惯用这些意象符号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二是与诗歌主题密切相关;三是与诗人女性特点密切相关;四是与诗歌的风格密切相关。     

诗体自觉与美学回归--论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

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排斥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自觉追求音乐性,出现了格律化倾向,对早期诗歌的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进行了反拨.这标志着艾青诗歌形式意识的自觉,也标志着诗人对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和含蓄蕴藉的传统抒情方式的部分回归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