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学、多神论和私人化:理查德·罗蒂论宗教

古典实用主义者比较关注宗教问题.他们否定了理性宗教的可能性,把宗教奠基于个人体验,并倡导宗教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但新实用主义者罗蒂认为,宗教问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文化政治学问题.无论就终极关怀而言,还是就政治上的反教权主义而言,宗教都应该私人化,必须将其从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     

论区分宗教活动领域的三个界限

本文旨在将宗教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适当的活动领域.神圣与世俗的分野是现代社会粗略区分宗教活动领域与非宗教活动领域的界限,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条界限将无数次被逾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定性.政治领域不是宗教社团的禁入之地,而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应当遵循合法的途经积极参与的领域.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提供了另一界限,但宗教的公共领域是一回事,而宗教对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区分宗教的活动领域需要了解上述三个界限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运用.     

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     

从职业群体到公共领域——社会团结视域下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路径分析

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德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团结”难题.涂尔干提出从职业群体当中去寻找能够替代宗教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资源,进而实现现代社会的团结与整合.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本研究提出职业群体作为现代社会道德整合的力量必然依靠某种组织性因素作为载体.事实上,作为社会中间层次上的中介性“总体的社会组织”,不仅仅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职业群体,也应该在认识论层面上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社区生活与一般社会组织.本研究认为以上这三个领域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基本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塑造路径的具体内容.     

宗教多元·理性沟通·体制保障——对“宗教共同体”相关问题的质疑

消除宗教彼此之间的对立冲突,形成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机制的愿向是令人向往的,但理性的信仰之道和宗教共同体的提法则是不妥的。因为,宗教信仰虽然不必是反理性的,但就其作为信仰而言主要依赖于启示和神秘的宗教经验,理性的信仰之道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排除掉了。这样,宗教就等于哲学了。宗教必然是多元的,就其都想坚持各自的信仰而言甚至是排他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宗教界自身的力量难以建立宗教共同体。必须依靠公民社会的政治体制的保障,才能建立一个跨宗教的公共交流的平台。有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有关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构想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营造一种让宗教参与公共领域内对共同关心的伦理、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商讨的机制,增进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宗教和平与社会和谐。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

价值多元化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公共领域”是非实体性范畴,是哈贝马斯用来厘定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引导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分析,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来源于特殊的西欧社会的文化根柢,有着特定的西欧社会历史背景,直指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问题,并不能以自明自证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尽管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监督和批判的自我纠错功能依旧具有普遍意义,它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公”的文化相结合,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实现在当代中国价值多元化社会语境下的现代转化,才能发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与宗教

以发扬启蒙理性精神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近些年来十分重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因素,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启蒙已经把宗教赶出了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反世俗化倾向与世俗化潮流几乎并驾齐驱,势头强劲,必须认真对待。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日益肯定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论证方式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相当的作用,肯定哲学尚无法完全“翻译”和取代宗教道德的内容。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哲学-理性有其独立领域,它也不能为宗教取代。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儒家伦理而不是宗教为准则——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五)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殊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上文把雅斯贝斯所谓的三大轴心文化分别与宗教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时 ,事实上已涉及三大轴心文化自身 ,特别是中国文化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由于这事关本文主题 ,笔者不得不再申己意 ,以补未尽。陈来教授的《中国古代宗教与伦理》 ,曾对中国从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宗教与文化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他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把人类宗教的发展说成是“从非理性的巫术和迷信向理性的宗教演进的过程”。①根据弗雷泽的说法 ,巫术盛行的后期 ,个体巫术渐渐减少 ,公共巫术日渐增多 ,“宗教”…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双重使命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宗教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具有“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双重表现。宗教的秘密,既在于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同谋”,更在于与资产阶级的现实社会关系“联姻”。而这正是由于“意识领域”和“世俗领域”的双重颠倒所致。因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实质上也就具有双重使命不仅是意识领域的颠覆,更是现实世界的革命。     

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与公共领域的构建

“民生新闻”电视栏目在本世纪初风靡中国内地,带来一场电视新闻的变革.但其取材的相似和手法的单调重复却显出该类栏目的前景堪忧,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强烈争议的“公共新闻”理念此时不失时机的引入中国,高度互动的节目,使观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话题的探讨和公共事物的管理,市民的公共平台正在打造,社会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中国电视新闻的节目形态不断变化,表现方式不断更新,传播功能不断完善,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嬗变和新闻发展的方向,在赢得更多观众的同时,也与时下的新闻改革相契合.     

宗教社会学新范式探究——以罗德尼·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为中心

近年来,随着在学术界展开的宗教研究的深入,对宗教的实证研究开始成为宗教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国际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同样发生了被称为具有“范式转变”意义的理性选择论或宗教市场论.其领军人物是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他把理性选择理论贯彻到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当中,并且在信仰者个体、宗教群体（组织）之间建构一种“宗教市场”,并作为其研究对象,注重实证资料的收集,为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新范式.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这种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开的利益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谈,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学

当代公共哲学是对新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哲学反思与回应。理论总是问答逻辑:生活提出问题,哲学(理论)解答问题,哲学成为生活问题的解答录。我们理解一种理论,不仅要去理解这一理论之所思的框架与结论,更要深入考察这一理论的语境与取向,使理论回到生存境遇与所欲解答的问题空间之中。由此观之,李普曼提出“公共哲学”,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将“公共性”问题作为世界政治—社会哲学的研究主题凸显出来,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差异与断裂问题的回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义的争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结构的重建”的构想,世界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