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进一步从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则发现,来自港澳台的FDI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来自西方7国的FDI对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有着更强的溢出效应,而投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对广东技术进步的有负面影响。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差距双门限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视角对近十年的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发现实证研究中O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由此引出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又以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技术差距为基础,以FDI溢出效应为参照,总结了国内外已有理论及研究对技术差距与FDI溢出效应间关系的不同观点,进而结合两种对立的观点,根据已有文献引入"门限效应"的概念,并阐释了门限效应的具体意义及部分初步的门限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与FDI相似,中国OFDI逆向溢出也存在技术差距的"双门限"效应,并指出在此问题上已有研究仍存在理论和实证方法上的不足。     

FDI溢出、吸收能力与东道国IT产业的发展

通过构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IT产业的Bertrand博弈竞争模型,探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行业特征、知识产权等微观、中观、宏观因素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利用,并以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竞争充分的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FDI溢出效应和技术转移的有效机制.东道国变量对处于不同分位的FDI溢出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具体而言,研发投入对FDI溢出的正向影响在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FDI的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存量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动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大虽能促进FDI的流入,但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网络效应对FDI技术溢出具有较小但平稳的正向影响.     

中国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本文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技术差距水平;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以美国为参照的国际性技术外溢的经济效果研究

首先,以影响母国技术溢出和东道国吸收同化的8项指标为主要依据,使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选定国家进行综合排序,并选取了基于美国技术外溢的11个主要接受国.其次,在对技术知识存量和技术同化能力的度量方法进行描述后,将美国单独作为技术溢出方,测算了11个主要接受国通过进口贸易、FDI和人员交流3种无形(直接)外溢渠道,从美国吸收的外溢技术知识存量.最后,将11个主要接受国从美国吸收的知识存量总和的面板数据纳入广义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FDI影响技术创新中间传导环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地区1995-2008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动态外溢模型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机制,提出了溢出效应、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这三个中间传导环节,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作为第一环节的溢出效应,没有对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影响,而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上却是显著的。这说明苏州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没有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提高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溢出环节。最后本文从负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被抑制、溢出效应需求的非迫切性和技术溢出的机会稀缺性这四个方面解释了技术溢出环节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投资跳扩散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研究

为解决由于技术创新使得研发项目的投资发生泊松跳跃时的投资决策问题,本文针对研发项目的投资不确定性,建立了基于跳扩散过程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模型,并在传统跳扩散模型中引入了新的变量-经营成本,侧重分析了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对项目投资临界值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对各个参数进行了灵敏度分析。     

创新网络嵌入视角下企业研发竞争的博弈研究

研发投入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如何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网络嵌入的背景,构建同一创新网络内两个企业间的博弈模型,针对不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和相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两种情形,探究在研发竞争状态下企业研发投入受网络地位、网络关系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网络嵌入下,同质企业的竞争性研发投入与网络范围的技术溢出、网络平均吸收能力以及网络中心度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为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nsity on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 case from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been known to generat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industries through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direct effect of FDI by investigating whether FDI intensity benefits local firms by enhancing the lo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environment. We argue that due to the inadequate IPR environ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can be negatively related to firm performance. Further, we suggest that FDI intensity can improve the local IPR environment, thereby enhancing the appropriability of local firms' intangible resources investment. We fi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our arguments by examining 70 semiconductor firm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6, and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pact of FDI intensity on the local IPR environment.     

产品异质性、成本差异与不完全议价能力企业技术许可

建立了包含产品异质性、研发溢出、企业吸收能力、创新规模、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以及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等现有文献中多数可量化参数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力图统一关于创新企业技术许可而出现的多样性结论.研究结论表明:1)当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足够大时,创新企业存在垄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可能被产品间足够大的异质程度所打破;2)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作用不仅在于"数量"(许可得益大小)上的获得,更在于"质量"(许可方式)上的选择.3)R&D溢出、吸收能力以及创新规模通过对创新后企业间的成本差异起作用,间接地对企业的技术许可行为产生影响;4)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并非在所有由成本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所构成的区域内都对技术许可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在创新后企业间成本差异较小时,不管创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企业间产品替代程度如何,产量提成许可总是最优;而在成本差异和产品替代程度都较大时,固定费许可最优.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内,最优的技术许可方式随着创新企业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从产量提成许可转向固定费许可.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absorptive capacity and radical innovation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Open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two concept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ompanies can leverage the knowledge generated externally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joint effect of open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a firm's radical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and depth strategie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is describe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In order to test our hypotheses, we carried out empirical research in firms operating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al routines and processes for absorbing external knowledge help explain radical innovation as they show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Also, there i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open innovation. Specifically,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and depth and radical innovation.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moderates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search breadth. These findings confirm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open innovation search strategies on radical innovation.     

知识分布、衰减程度与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

以知识流动为研究视角，将集群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内生化，构建包含三种创新模式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重点分析集群知识分布和知识衰减程度与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知识分布下，混合创新模式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外部吸收创新模式与内部自主创新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创新产出演化路径；在外部吸收创新和混合创新模式下，均匀分布型产业集群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集中分布型表现次之，异质分布型表现最差，而在内部自主创新模式下，集中分布型则表现最好；不同创新模式对知识衰减的敏感程度呈现阶段性差异特征。这些结论对产业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