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学规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趋势的加深 ,必然出现一个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理论资源的最优选择和运用问题。只有处理好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 ,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质量。     

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

东西方自有不同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形态,如果只是简单地坚持学科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局,中国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立论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有出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实考虑。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考察。＂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是探索社会学方法本土化途径：从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角度厘清、总结＂中国国情＂;通过＂过程展现的策略＂探索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研究思路;创新是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手段。     

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人口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与魅力。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社会问题,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构建本土化的人口社会学中距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意义上,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其特殊的内涵。而人口社会学者的学术自觉,则是人口社会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     

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

通过对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和探讨,从性别、职称、最高学历、是否担任公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几方面为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描绘出一个大致的状况,着重指出了其中在社会学研究人才的分布以及学术产出、学术影响上显著存在的地区和高校层次间的差异,这从整体上来看影响着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前进步伐。因而,在今后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不断注意研究人才在不同地区和高校层次上的培养和调配,推进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反思性转化与学科主体性建构 ——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考察

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社会学本土化却是百年历史进程中受到持续热议、"争而未果"的核心议题.文章采用"社会史"的方法,结合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本土化进程划分为社会学传入时期的"强势植入与民族自省"、恢复重建后的"主动吸收与本土自觉"和新时代背景下的"通用规则与中国品格"三大阶段.通过这一历时性的考察,认为各个阶段的本土化因受限于特定时空脉络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对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的论争应回归到学科主体性这一内核上来,提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中国情境下的实践自觉和在中西平等的框架下发展学科主体性的建构路径.     

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谱系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郑杭生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其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宏观社会学理论的下行与应用。基于一种理论自觉的高度使命感,郑杭生及其学术共同体立足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实践经验,通过一次次深入调研,对其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展应用、检验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学中层理论。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内在结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与理论应用,是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发展逻辑。开展郑杭生中层社会学理论谱系研究,对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学人的“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之问。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超过六成的社会学人对“本土化”持有积极正向评价,学术声望越高的学人对“本土化”越为开放和包容,高跨国学术资本者更强调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相通性。此外,学人所熟知的理论家依次为经典学者、欧陆学者、本土学者和北美学者,而拥有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博士训练的学人对本土理论家的熟悉程度明显偏低。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对学人的中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效应,跨国学术资本则在英文论文发表的作用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意识对学人的英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效应。总之,社会学人在“本土化”态度上求同存异,在理论家偏好上注重经典,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多重二元”。深入理解“本土化”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的作用,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性。     

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

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中国社会学在发端之初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一体,既接受了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也承继了中国学术传统之精华,展开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建构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学理论,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显著贡献。中国社会学应当认真总结因人文精神而兴、借科学精神而实的历史经验,突破单纯经验化和技术化的狭隘倾向,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表层化和边缘化困境。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当代中国电影的身体政治研究

近年来，身体政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被引入到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理论前沿性、学科综合性以及对电影身体直击性的充分尊重，使得身体政治研究成功拓展了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边界：首先，通过以银幕身体为窗口，捕捉藏身其后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文化景观，实现了对既有当代中国电影史的补白；其次，重建有“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现场，从感官机制层面探索了美学化政治的奥秘；最后，开辟明星研究的新的理路与方向，实现了对明星现象的更为立体丰满的审视与研讨。不过，其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对电影语言的分析不足，对思想史、社会学结论的简单搬演、对观众接受主体的非历史想象等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与完善。     

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

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揭橥生态问题的根源日益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仅囿于社会学或者生态学视角进行探讨,而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另辟政治生态学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理性这颗"毒瘤"引发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的三大病状,然后对症下药,推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进行文化革命,最终重建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这一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仍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借后现代眼镜看中国学者的西方意象

近代以来从西方到中国单向输入为主的理论旅行，促成了体制化的西式基础学科、西式国学和中式的西学，其中存在着必然的文化误读和文化重写，并由此形成体制内外中国学者特有的西方意象。故此，给中西学术的“文化间性”赋予必要意义，对学术符号本身作后现代式的去魅，可能有助于在不乏主体性和主观性的文化意象中，定位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的各派理论，进而寻取活性的立场。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存在从政治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的两种主要界定方式。通过解析这两种界定及其局限性,并追溯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是个词源问题,更包含着有别于西方语境的特殊社会历史意蕴。因此,研究需要特别注意明确区分两个视角,即研究者与执政党视角的区分,避免简单地以研究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定义,去限定和替换实践中复杂多样的知识分子问题。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基于中西学界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1

中国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进行了追本溯源和总结概括，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起了现代化的学科研究体系。西方学界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将对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导向了世俗政治的实用主义立场，不利于科学呈现我国先秦时期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原貌。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经历了从以生存为主到人文主义关怀凸显、从以宗教性活动为主到以政治活动为主的衍变过程。新时代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语境下继续拓充与深化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方能充分挖掘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     

社会文化对大学生择业的影响

近来许多大学生在择业中出现了一种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的择业观。西方职业学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提出了以兴趣、能力和就业机会为核心的择业指导模型,然而这种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上的模型很难解释当今中国大学生的这种择业行为。为此,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并为国内择业指导提供了一些启示。     

人性与社会自然的二重性及深刻意蕴——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

涂尔干是西方现代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对于社会学学科的核心问题——人与社会的自然及其关联——展开了深入思考与分析,并以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康德与卢梭的启蒙与理性思想为基础,建立了具有类型学与方法论意义的人性与社会自然的“心物二重性”思想,奠定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研究视角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