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从新的视角重新反思和评价清末法制改革在近现代中国法制变迁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国法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运用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工具着力探讨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为这场法制改革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资不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专制帝国统治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又是在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影响下所展开的一次法律改造工程。因之，清末法制改革既开始了法律结构的创新性过程，又表现了法律精神的某种价值转型，从而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端。     

清末法制改革与法制近代化

清末法制改革翻译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法制原则、法学术语。经过改革,中国逐步建立了新的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确立了新型的法制思想和原则。这次法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是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浅析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地位

本文从清末法制改革对中国传统法律在法律结构、法学语词以及法学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冲击来讨论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地位,认为清末法制改革加速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促使了中国法律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带来了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论晚清“司法独立”原则的引进

"司法独立"是西方近代宪政的基础,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着重要意义.晚清法制变革中,"司法独立"原则逐步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所认识和接纳.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预备立宪"的推进,"司法独立"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基本理念,其内容为清末新制定的宪法、诉讼法等新式法律所确认.     

论清末司法的近代转型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移植了外国先进的法律,并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了这一系列成果,为法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司法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展示其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     

清末法律移植的现代反思

清末沈家本法律改革承前启后,开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河,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然而, 在中国固有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尚不具备接纳异质文明的土壤的情 况下,这场超前的法律移植运动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与生俱来的局限使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流 于表面和形式。清末修律的历史诏告人们,任何一场深刻而有效的变革,必须建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条件充分成熟的基础之上,必须借助波及全社会的启蒙运动作支撑。     

清末民初规制法律院校的高等教育政策

清末民初的法律教育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新型的法律教育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继受了近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教育方法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到法律教育的政策制定，它们是整个法律教育的行动指针：一方面直接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体现了特定时期法律教育的办学定位和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昭示了特定阶段法律教育的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取向。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一场真正的法律革命

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以前,清王朝在其最后11年中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史称“清末新政”。虽然“新政”改革最终由于辛亥革命而中断,但从法律发展史角度来看却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深刻变革,“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范式)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清末新政     

城市管理法制现代化视野下的清末地方自治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对中国城市管理法制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一系列城市管理法律开始制定；民权原则、民主原则、分权原则和法制原则及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都在城市管理法律中得到了体现。初步实现了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差异与契合:村落家族文化与农村法制现代化--村落家族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个案研究

意图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家和致力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不能不对内容广博的中国乡村文化,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村落家族文化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中原大地农村,村落家族文化经受了法制现代化的洗礼,在社会不断变革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与法制现代化在差异与契合中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范式。中国国家法制现代化肇始于清末,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按照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既不能机械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盲目继续以往人治天下的传统模式,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就是在继承村落家族文化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制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清末商事立法百年回顾与反思

清末商事立法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商事法律和章程,这些商事法律在法律形式、编纂体例、制度内容等多方面都有创新,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商事法律的基础,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如何处理继承本国法制传统和移植外国法律的关系的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看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超出了传统修律的藩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尝试从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着手，来考察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以孙中山的法律思想为立法原则,将制定新法与批判、沿用旧律相结合,仿效资产阶级国家主要的法律形式和民主原则拟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章程,以期积极建设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南京临时政府以其颁布的大量立法在中国法律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其立法实践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可贵探索与重要尝试。     

西方哲学研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正>如果从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传入中国迄今已历400余年,这同时也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400余年。这一过程特别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后,引起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无尽纠缠。这一历史事实既产生于西方现代化携带的“文化殖民”活动基因,也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求取“真经”的主动接受行为。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更加宏大的视野里,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问题。     

论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及启示

清季十年的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序幕。文章分析了清末法制改革的社会背景、原因和历史贡献，最后阐述了它对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清末刑法制度改革刍议

清末刑法改革是近代中国法制革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开启了中国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先河。本文主要论述清末刑法改革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近代中日两国法制现代化之比较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近代日本法制现代化起步略早,法制现代化比较深入,从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再到法律观念,循序渐进,较少反复,较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法制现代化;而近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起步稍迟,比较被动,整个过程反复较大,宪法及行政法规反复出台,缺乏稳定性,法制变革较多局限于法律条文及制度,基本没有涉及法律意识和观念,法制现代化陷入困境。     

城市化与现代法治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法制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从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向都市社会的法律。城市生存方式具有集中性、流动性、专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都市社会的法律亦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得以产生。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城市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法治在中国的实现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