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提供中的非营利选择

随着富裕社会的到来,人们将日益重视公共物品的供给及生产,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所以,市场主体不愿供给,一般都把公共物品的供给推给政府承担,但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上面对过度需求和特殊需求也会失灵,NPO则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相比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NPO则表现出人性化、回应性及成本效益优势。但要充分发挥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赋权,推进非营利组织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视角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选择

传统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是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唯一的主体。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则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是有区别的,它们可以一致,也可以分离,政府并不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给主体,市场、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优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如何选择不同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的区别出发,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和“市场性”程度的不同,来选择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     

论公民安全权的实现

安全权是不同主体共同谋求、维系生存的一项权利.多元主体以公民为中心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进路,国家、社会、社区、公共安全等不同主体和系统的安全体系共同保障着公民安全权.国家安全担负着社会契约理论中的基本安全职责,并且在民族国家的对抗中逐渐成为公民安全权的象征主体;社会安全是公民安全权初级意义上的安全存在,并已经形成满足公民主体公民安全权利益的功能.公共安全和社区安全对公民安全权具有连带和单元意义,个体只有在进入到一个开放的、具有权利沟通整合功能的公共领域,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和社区安全并采取措施着力保障.以人为中心的公民安全权主体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必须强调不同安全利益间的整体性,公民安全权权利供给的协调性,以及公民安全权权利规范的复合性,才能够有效应对我们所面对的安全问题.     

政府伦理市场--市场伦理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理论范式来分析人们的道德行为.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取消了私人领域的"经济人"和公共领域的"政治人"二元区分一样,我们进一步地把"道德人"和"经济人"看成同一个人.因此可以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理解为一种物品供给,道德行为这种物品具有正外部性,是一种公共品.正是这种公共品的特征决定了不能依赖自发的秩序来增加伦理道德的有效供给.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增加道德供给的责任,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要提供正义.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思考

区域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公共物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外,还存在如下自身特点:一是受益范围的限定性和溢出效应的明显性;二是需求的多样性和供给的复杂性;三是生产的规模性和消费的选择性。地方政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是,限于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囚徒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以实现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目标。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与策论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总体上看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对自身权利责任界定不清晰,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同时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供给体系,并建立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行政立法和决策机制。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物品均衡配置——读谢建立《当代中国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研究》

公共物品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提高经济社会运行的效率,推进社会进步。公共物品也是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均衡地享受公共物品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及治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现状以及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劣.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一个内在性的视角

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解决了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却没有达到效率的要求,这一问题可以用内在性来分析。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内在性主要表现为机构内在性,即公共机构确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内部利益的标准或目标,导致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具体表现为公共物品的高成本和非均衡供给、反公共物品及派生外在性问题等。克服机构内在性问题,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必须在区分政府生产与政府提供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即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解放、推动和模拟市场。     

公共服务中责任政府构建的模式创新:由单中心到多中心

多中心体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履行供给责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直接供给变为间接保证,把公共服务转移给市场、民间团体来运作.相反,政府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有责任促进公共服务品质的改善并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给所有公民.因此,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表现为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又是多元公共服务主体中的领导者、监督者和协助者,是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双重博弈者.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安全型政府:根据、内涵与构建

提出和构建安全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行政生态学和风险社会理论、政府再造理论、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需求、全球公共安全问题凸显及经济型政府的安全职能缺失等。安全型政府是在高度回应公众安全需求、有效履行安全保障职能并致力于安全文明建设和实现安全社会的政府。建设安全型政府,能够使政府承担起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责任、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进行改革创新等。构建安全型政府,需要确立安全文明理念、强化政府安全职责、提升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制度建设和安全政策供给以及创新政府治理方式等。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视角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选择

传统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是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唯一的主体.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则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是有区别的,它们可以一致,也可以分离,政府并不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给主体,市场、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优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如何选择不同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公共提供与生产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的区别出发,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和"市场性"程度的不同,来选择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责任

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责任有:引导社会心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培植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在依法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试论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的充足、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然而，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却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的长远发展。     

城中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州长湴村为例

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纯公共物品少且不均、准公共物品利益外溢、混合型物品市场机制不灵，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为此，应细分城中村准公共物品和混合型公共物品的类型和供给方式，既需要政府、村改制公司、市场和个人多元联合供给，也需要有效平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并将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纳入需求范畴；建立健全“公导民办”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城中村改造与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和推进城中村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关怀的政府责任

转型社会我国弱势群体关怀中,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责任主体。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说,政府关怀弱势群体是其主体角色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从主体的责任边界来说,公共性则是政府作为弱势群体关怀主体自身的一种职能诉求。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政府在关怀弱势群体方面尚存在着理念落后、决策滞后、主体责任不明等诸多问题。为此,应围绕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立,以公民社会为目标的社会结构重塑,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的制度伦理建设和以关怀弱者为主流的社会道德方向引领等目标,通过政府善治,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