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科举制度改革

甲午战争之后,改革科举制度的舆论高潮逐步形成,在维新派和倾向变革的官僚群体的推动下,戊戌时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变革,主要内容包括增设经济特科、武科改试枪炮等,其核心则是废八股改试策论。戊戍时期的改革措施虽然没有真正实施,但却时此后科举制度变革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唐代科举制度述略

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确定于唐,史料甚明。它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为主来取士的察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内容脉络来看,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隋唐科举制度中的学馆生徒当是汉代博士弟子员的发展,州县乡贡亦系汉代州郡岁贡的演变,至于制举也是沿袭汉代的诏举而来。唐代科举制度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亦称武举)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科时间区分,又有岁举和制举的不同,而以岁举最为重要。岁举大体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也有以米贵或其他原因而暂停一、二年的。故又称“常科”。岁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由各类学馆从在馆学生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由地方州、县从在家自学的士人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     

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由隋炀帝创置的进士科,沿至唐代,进一步成为科举制度中最受时重的一科。唐高宗永隆二年,接受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于进士科增试杂文二篇。当时增考的所谓“杂文",还只包括箴、铭、论、表之类。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又逐渐发展为专考诗赋。后来不仅“作诗赎帖”的圆通办法,使进士科实际上演成了唯诗赋是重的词科,连不常设的制科,也加进了诗赋的考试项目。进     

天朝女试：李汝珍的理想科举

<镜花缘>中的天朝女试是李汝珍理想的科举:不以八股取士,而以诗赋选才且不论官职,考生博学多才,考官清廉识才,考规宽厚优遇,充满人性化的色彩.女试以康熙朝博学鸿词科为蓝本,表现出作者对博学鸿词科的向往和呼唤.     

论真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科举制度之最为重大的变革,就是彻底贯彻科场公平公正原则.这些重大变革,肇始于太宗朝,完成于真宗朝.首先,真宗朝省试年份依然变化不定,承继了太宗朝无规律的做法,大致向三年一科考制度过渡.真宗朝每次科举取士数虽然起伏不定,大致保持与太宗朝相当的水准.保障科场公平公正的重大举措,都是在真宗朝定型,一共有三项:弥封,誊录,编排.此外,还推出多项防止科举作弊的措施,与上述重大举措相辅相成.同时,宋人科举制度之变革,真宗朝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朝廷前后颁布了《考试进士程式》《礼部贡院条制》等规章制度.真宗朝大体上清除了科场盛行的舞弊作风,科举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意义至此才真正得以彰显.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再议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引发了北宋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这一角度来剖析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宋神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曾布之所为,很大部分是在迎合宋神宗的意愿。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作为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充分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固有的矛盾。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梁武帝其人其诗

关于梁武帝萧衍的评价 ,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其发迹、对宗室的态度、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诗歌创作等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勾勒出一个真实的“萧衍”     

桂萼的经世思想与政治实践

桂萼是嘉靖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大礼议”事件的影响,历史上对桂萼的评价与其事功并不相称。桂萼一生事功以“为学为政,为德为民”为核心,其思想精华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君德、吏治、民生、财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对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民本等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可贵的是桂萼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积极的政治实践,对嘉靖朝革新及明后期改革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桂萼可以说是明中后期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何大圭行年考

何大圭是南宋初期词人,早著文名,与著名词人张元干、诗人吕本中等有交游唱和,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纲关系尤为密切,靖康中李纲兵援太原,大圭为其幕官参与抗战。然生平湮没无闻,迄无考订。经检史乘笔记与类书、方志,并与时人行事、作品互证,考明了其一生大概行踪:政和八年(1118)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太学录、秘书省正字、枢密院干办官、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晚年居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