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五大差距 狠抓五个创新——赴浙江、上海、江苏考察非公有制经济的调查报告

四川非公有制经济与江、浙两省横向比较差距很大:一是差在市场主体的发展规模上,二是差在非公有制经济总量上,三是差在经济运行的质量上,四是差在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上,五是差在改革国有、集体企业的机制上。因此,我们要学习借鉴江、浙、沪的经验,不断改革创新……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统计评价研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测算并探究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整体上提升速度较快,但多数省份的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智慧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人文和宜居方面建设薄弱则可能会形成短板。分布动态演进方面,东部地区展现出显著的主力驱动型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均衡提升型趋势,而东北地区表现出鲜明的双峰并行型趋势。空间形态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形态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在短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而本地与邻域地区间的“邻高提升,邻低抑制”效应则强化了该种空间形态。本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效的阶段性统计监测和持续性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突出“新型”和“互动”,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四川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四川省18个地市新型“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各地市在表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传统”指标上得分相近,在“新型”要素上相差悬殊;四川各市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型”上下功夫,并寻求差异化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部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如何避免快速城镇化发展中的困境？文章从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发,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构建注重综合发展的城镇化影响因素模型,探寻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结构调整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最终提出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之策:从“扩张型”向“内涵型”转变,从对经济增长“量”的关注转向对经济发展“质”的关注.     

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东部六省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研究

本文应用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概念,从经济、教育和健康水平三个方面来综合测度我国东部的江、浙、沪、鲁、闽、粤6个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市19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分别对六省市人类发展水平总体及三个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探讨和初步的国际比较,为客观评价六省市可持续发展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PPP模式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吗?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能否践行以人为核心是其质量评判的重要标准。创新性地基于产城融合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PPP模式如何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提升了项目建设效率、强化了政府监督职能、增强了公众参与水平,整体促进了产城融合,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质增效。②PPP模式既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又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③生态环境保护和优秀文化传承对宏观层面产城融合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公众生活便利性和生活水平改善则较好地解释了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显著增强了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水平,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宏观层面的产城融合不直接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是经由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因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优点,又要重视宏微观层面产城融合的作用,从多方面提升公众生活质量,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