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1981～2006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最小二乘估计以及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各指标没有反作用.这意味着虽然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最近二十几年来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库兹涅茨的"倒U"效应并不成立.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回归模型,就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落后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影响效应最大;农村金融发展中等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明显减弱;农村金融发展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就业公平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惩罚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选取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就业公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就业保护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效应”,稳定就业占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效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趋势,稳定就业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逐渐下降.     

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县域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金融系统在资源分配上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储蓄流向城市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县级截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根据全国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在金融发展的初步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深度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更大;在金融发展的中期阶段,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即金融深度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在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空间上,城乡收入不平等逐步收敛。其中拐点的出现在金融深度的20%至60%分位数水平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城乡统筹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没有导致城乡差距的缩小;相反,却有恶化城乡统筹,加大城乡差距的趋势。另外,经济增长受城乡统筹水平冲击的效应在短期内并不显著,而作为一个制度安排的集合体,城乡统筹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5个维度19项指标权重,综合评价了2011—2017年31个省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7年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表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的区域特征;从整体来看,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就区域而言,农村公共品供给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阶段,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但是城市化对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为正,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影响强度会下降。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