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与日据下台湾研究

陈仪是大陆日据下台湾研究的组织者与实践者.他及其随员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大陆台湾研究的水准.陈仪取鉴台湾经验,在政治上推行省政改革,经济上发展统制经济,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陈仪不但是"日本通",也成为"台湾通".应蒋介石之邀,陈仪主持台调会,编译资料.由于对台湾问题长期观察,陈仪辨析日据下台湾的利弊,有独到处,亦有盲点.台调会搜集的资料,多从日本人编写的书中摘译过来,这些资料注重台湾总督府的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忽视台湾民众.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物",忽视研究台湾的"人",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与台胞的迫切需要隔着很深的鸿沟.     

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陈仪与台湾公营事业的初步建立--兼论台湾发展民营事业的政策取向

国民党对日伪资产的接收方针是收归国有.陈仪受命负责收复台湾的具体准备工作,秉持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陈仪在台湾建立起庞大的公营事业,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效率不彰,贪污成风,引起广大台胞的强烈不满."二@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缓和与广大台胞之间的对立,开始在台湾推行以公营事业为基础、民营事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找到了较为可行的途径.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语言政策

台湾光复初期,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负责对台湾的接收和重建工作。为了消除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的语言障碍,陈仪在台湾积极清除日语,推行国语,并取得一定成效。     

全国媒体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全国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中央日报》代表了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媒体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国民党内CC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却激起全国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在全国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台湾实行省政改革,缓和省籍矛盾.     

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

1961年台湾与大陆关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发生重大转折,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的策略与技巧、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疑。     

重建与承续:台湾省编译馆与台湾研究

台湾省编译馆是台湾光复初期设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目的是为了编译教材等书籍,消除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由于它正处在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它的意义和影响不可忽视。本文着重就台湾省编译馆开展台湾研究的缘起、过程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是许寿裳接受一批大陆学者的意见首先提出来的,它原本不是设立编译馆的意图,但在这方面却颇为顺利地展开。尤其是许寿裳在陈仪的支持下留用了一批日本学者,并使用台湾本地专才,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效率的研究队伍。许寿裳提议在编译馆内开展台湾研究,与他对战后如何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理解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把日本殖民统治与学者积累的学术成果区别开来,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予以扬弃。这种理性思想及其作为十分难得,为后来的台湾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二二八"事件

筹划复台大计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与台调会发生磨擦.在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扎根下层社会,主张改革台湾省政,反对贪官污吏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同样如此,不能混为一谈.蒋介石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其时还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调兵镇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官民冲突.从事件前的群众组织,到事件中的推波助澜,及事件后的妥善处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终将政敌陈仪赶走.     

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与对日索赔

中国对日索赔是战后初期 (194 5— 194 9)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索赔过程中 ,资源委员会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在对日索赔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以资源委员会的对日索赔深受美国政府索赔政策的影响。随着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 ,美国的索赔政策渐趋消极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浅评后藤新平在台湾的鸦片专卖政策

甲午战后台湾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针对台湾的鸦片问题,后藤新平提出了他的鸦片“渐禁政策”,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这一政策不仅稳定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成为其向中国大陆推广的主要侵略伎俩。后藤新平亦因此而跻身于日本政治统治的核心,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行政权威。     

钓鱼岛与琉球归属

日本侵占琉球,清政府爱莫能助,坐视日本的侵略扩张.1895年,日本窃占钓鱼台列岛,又通过《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岛、澎湖列岛等.民国前期,中国知识界对琉球问题鲜少研究,社会大众一般也不知道琉球沦亡的经过及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蒋介石早有收复台湾、琉球之志,因实力所限,收复琉球并未上升至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收复台湾、澎湖、东北等失地,建议中美在战后共管琉球.为了战后建设一个新中国,胡焕庸等人深感中国必须汲取东部沿海遭到侵略的历史教训,不但要收复台湾,更应将与台湾相连的琉球群岛收归中国版图,来保证中国东部大陆有一道天然的安全屏障.他们努力搜集资料,汇编成册,介绍给社会大众,毋忘琉球,提出收复琉球的建议.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中国将收复包括钓鱼台列岛在内的所有失地.因美军攻克整个琉球群岛,中国需与美国交涉,来收复钓鱼台列岛.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

台湾银行业在日据时代,殖民色彩浓厚,尤其是抗战时期,台湾银行业更是沦为日本军事扩张的财政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银行业进行了接收与改组,改变其殖民金融性质,并建立了独立于大陆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防止大陆通货膨胀波及台湾,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给战后初期台湾经济恢复重建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反而由于战后国民政府对台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致使苦心经营的台币防波堤最终因通货膨胀加剧而趋于崩溃。战后台湾金融走向崩溃的结局事实上是战后大陆与台湾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经济总崩溃的重要反映。     

论光复后台湾民众心态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台湾光复，１６个月后，全岛爆发了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如此短的时间内，何以发生如此大的事件？本文拟从台湾光复后岛内民众心态的角度，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一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正式发布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台湾的受降典礼在１０月２５日举行。中国受降代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日本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吉利投降。随即，陈仪广播：“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     

美国对战后远东政策的反思及其影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

二战后远东局势不稳，伴随着中国内战的进行，美国也摸索着恰当的外交政策。随着美国在华调停失败、国民党内战失利与冷战序幕的拉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也进行着一定的检讨与反思。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新政权对苏联“一边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远东的挫败使美国共和党加大了对民主党保守外交政策的指责。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免职事件更使反思风潮达到高峰。要不要重视亚洲，是否援助蒋介石，对台湾采取何种策略，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有哪些危害等等，都是美国当局反思战后对华政策的焦点问题。通过反思，美国提高了对亚洲的重要性的认识，决定维护蒋介石当局的稳定，提高台湾“有限”重要的级别，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更注意“两党协调”，对后来的局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光复初期陈仪的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台湾光复初期,财政无疑是决定国民政府治台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陈仪面对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和恢复经济的压力,主政期间主要采取增加财政自主权、整顿税收、加强专卖和贸易、发行货币等方式筹措资金,又尝试通过发展国营企业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这些财政措施不仅确保了政府的收入,并对防止大陆经济恶化传导台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陈仪过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恢复经济作用有限,又醉心于统制经济,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和民怨,最终导致陈仪治台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巩固和发展其统治权,对台湾施行过各种统治方式,在统治政策上,先后经历了武力政策、怀柔政策、同化政策等阶段。在土地政策上,日本从土地调查、林野调查和地租三方面大肆掠夺土地。在经济政策上,主要通过工业投资和商业垄断形成经济独占权,其经济独占权的迅速形成主要有5个原因。在基层统治上,以保甲制度和三段警备法作为基层有力的统治工具。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