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城乡人口流动视角,建立省际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3SLS估计方法,探究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农村人口老龄化每降低1%,城乡收入差距提高0.15%;城乡收入差距每下降1%,农村人口老龄化率提高1.11%。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注重并权衡二者关系,对于控制并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扭转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逐年扩大。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调节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不足、社保水平低、资金管理水平低等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项目,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扭转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贸易开放、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研究得出,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纯粹依靠贸易开放难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促进了贸易开放发挥收敛城乡收入的作用,然而在内陆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除价格机制外,贸易开放还通过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引导外向型产业布局扩散、吸引外资流入等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来研究异质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2）初级、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特征呈现明显空间差异：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西部省份,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大多数集聚于现代农业相对发达的省份,而高级农村人力资本的高集聚区经历了从东北地区向长三角地区的动态转移;（3）中级、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缩小了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视角的分析

农村培养大学生进城导致农村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各种教育成本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丧失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量,影响农民收入;农民工进城实现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并没有如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么显著。其原因在于各种制度性壁垒和人力资本壁垒,抑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当前失衡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以及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     

投资倾斜与城乡收入差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AD在城乡之间的倾斜程度不同,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本文讨论了1981—2007年中国FAI向城镇而非农村的倾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投资向城镇的倾斜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如果转向倾斜农村会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两年影响最显著。因此应早日加大向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循环作用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消费效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消费效应都十分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会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抑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政策意蕴和实现方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制度供给,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为线索,由农业合作化争权、承包责任制还权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权的产权强度演变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的转型过程,并解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政策理论意旨、政策实施目标、政策推进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意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向,一方面着重解决改革成果合法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性、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及乡村治理效能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改革成果合法性、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培育“自主发展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提高村庄治理效能等方式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改革政策目标,从产权能力完善、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三个方面,运用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14-2021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综合评价和障碍因子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各地区改革水平的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各省(区、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集体经营收入水平、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基本属于集体经济发展维度,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改革规划目标仍有差距,还需进一步提升集体产权改革的经济效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

伴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愈加凸显。在阐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带动农民共富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总结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共富的主要途径。基于全国总量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集体资产分布不均衡、集体经济发展能力弱、经营管理型人才匮乏、集体资产管理相关制度与法律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拓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发展多种形式股份合作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等途径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再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

土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使用权不稳、土地收益权受限、土地处置权不完整等缺陷,亟待改革。本着间接或直接地淡化农地集体所有制,给予农户更多的具有所有权特征的永佃权或财产权的共识,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收归国有;保留农地集体所有制,对其进行改良完善。单纯的国有化、私有化以及改良完善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因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不足取,考虑到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和私有产权对农业生产强大的激励作用,为减少制度改革成本,实行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制＂比较而言更为合适。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增收和维护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12个典型村（社区）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以资产和物业租赁、以政府补助和以产业联合为主三种路径,但是随着村级集体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村域间差异日趋显著;村级集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占比偏低,影响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村级集体收支不平衡还导致健康度和稳健度偏低。未来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扶持政策以及鼓励村际联合和跨地区发展将有利于在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优化其结构。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利用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而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渠道降低了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农村金融效率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从空间效应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直接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能够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能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不能缩小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因此,东北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应与中部地区建立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东部地区应抢占全球数字科技战略制高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 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是兼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农民本地非农就业、发挥县域中心城镇的扩散效应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兼顾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出发,运用1991-2011年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研究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从金融发展角度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大力发展村镇银行。     

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考察收入差距扩大不能单纯凭借基尼系数,而且要对多种收入差别进行综合分析。造成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负效应,也有由于体制不完善或者政策不配套等方面的因素。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最主要的应当是努力实现机会平等;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