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国民党营垒的破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也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策略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危害与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次最集中的大暴露。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领导和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了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我党胜利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就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的丰功伟绩作一探讨,并寄以缅怀之情。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正> 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的评价,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必须弄清。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并未立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仅百余天,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东北。此举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第一步,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打击。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化。这都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但是,中日民族矛盾并未因日本占领东北三省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主要是因为: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

事变前 ,张、杨之对蒋 ,一直是软硬两手准备 ;事变前 ,中共中央不赞同扣蒋 ,张是扣蒋的主谋 ;发动后 ,张、周亲密合作 ,使蒋深信中共事前“毫无所闻” ,感激中共“救驾” ,这出好戏对蒋做出“联红抗日”的承诺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春 ,周对张与西安事变的批评 ,不过是政治宣传 ,这是当时尽快实现举国抗日这个大局的需要 ,也展示了周善于运用政治艺术为国家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高超本领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为“福建事变”捐躯的徐名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上海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士,在秘密同红军达成谅解后,公开揭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担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的徐名鸿,是这次事变中重要的文职人员之一,他为蔡廷锴将军在福建自创局面做了许多具体的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的策略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削灭异已的政策,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公开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这是继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事变的态度前后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否认中共自身依据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政策的调整是不当的,然而,忽视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共的影响,更有背于客观历史事实,本文就此问题作一阐述。     

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主要经验

今年是皖南事变50周年。我们认真总结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及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在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还规定了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发动的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致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共在事变发生前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在事变发生后中共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处变不惊,冷静分析,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退了反共高潮。中共的成功应对为今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迪。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