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特质、功能及培育机理分析

理解法治文化的特质,重点在于把握法律的人文属性与道德意义、优良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而不是人以及法律只是社会底线道德等三方面内容。法治文化的功能表现在,有利于推动价值论法律观确立;有利于深入"法的精神"层面推动法治建设;有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化。法治文化的培育机理寄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之中。在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需要保障社会关系和谐,需要确保法治政府,需要有信心和耐心。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

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中国特有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必须探讨如何把握中国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对法治过于形式化的批判倾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在自身的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存在着文化的流动,因此,一个国家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其表现为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这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来看,治道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这也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流动中所表现的特殊性。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法治与德治:思想史的视角及现代审视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儒家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同时认为法和刑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儒家"德治"中"君德"的思想非常丰富,"以德治君"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品格。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更应该关注德治,关注制度下人的因素,关注道德的人和人的道德,尤其要关注官员群体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对于法治的重要性,而不应摒弃德治,患上制度迷恋症。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的问题

葛洪义撰文《法治建设中的"地方"》指出,"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对能动司法实践的反思——从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谈起

在中国文化中原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规则的司法意识,而中国的法治建设自从开始时就隐含着危机。这主要表现在能动主义司法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期就成了不自觉的司法意识形态,这对我国法治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两者能否内在结合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中没有真正解决。俄罗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中,俄罗斯经历了把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相联到最终放弃社会主义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放弃了法治,在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转型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转向了资本主义。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同样存在着社会主义定位的实际困惑,法治国家建设中弱化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其表现之一。笔者通过对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分析,认为二者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社会主义与法治应密切相联,二者的相互补充是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必然,两者内在的结合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亲亲相隐”之现代刑事法律人文价值分析

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推进，要求在刑事法治建设中重视尊重人权和司法理性，使人成为人，使现代刑事法律凸显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所表现出的人性、人道以及保障人权的光辉日益彰显，其蕴含的合理人文精神值得我们在现代刑事法治的构建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论纲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综合转型以及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导入,作为统领和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形成、发展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治发展进程具有全面性与针对性、整体性与层次性、阶段性与大局性有机统一的特征。     

中国法治传统缺失的神文化根源探究

关于神的思考是人类思想的源头,是理性思维的萌芽,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神文化的总特点是"半神文化",具体表现为神祖共祭、人神合一、天人合一和高度泛化等。这些特点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法制层面,形成了"礼法"传统,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属,法治缺少动力,而人治垄断;同时,也造成了法律本身构造的残缺,处于一种病态之中。通过对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进行探察,能够使我们在认识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特点和进路方面获得诸多启示。     

廉政文化范畴与廉政文化建设

人们对廉政文化的理解一般限定在精神文化领域,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建设廉政文化的实践工作主要是廉政教育以及廉洁从政的习惯养成和氛围营造。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新阶段,由此引发了如何在法治视野下理解和建设廉政文化的思考。在法治视野下,廉政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包括基本精神或核心理念、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行为规则规范、日常实践和行为习惯等四个层面内容。应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建设廉政文化,更好地发挥"文化"化人的作用。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的现实承诺和生成逻辑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提炼而成,凝结了国家、社会、个人对法治在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社会文化方面达成的价值共识。在新时代坐标中,法治价值观秉承"问题意识"、立足法治建设,以贯彻实践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强化意识形态、深化治理方式,以贯彻创新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坚持人民主体、贴近群众生活,以贯彻人民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只有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中,才能更好地把握法治价值观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历史逻辑,使法治价值观按照规律产生并归于实践检验的结论中。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时代要求

政党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之举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包括:在思想认识上明确政党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是前提条件,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政党法规制度体系是核心要求,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关键环节,真正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是根本保障,在全社会范围内努力培育与建设法治文化是重要条件支撑。在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政党法治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发展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又从法制到法治的不懈追求,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使我们的治国方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对法治形式的简单追求之上,而是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中,将法治文明作为我们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从而使这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法治建设目标成为了我们法治国家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并成为我们制度文明建设的追求目标,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