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文章指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实行罪行豁免并适当放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案件的范围。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们还应该设置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     

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性质是司法机关的权力 ,而不是证人的权利或特权 ,其与证人的拒证特权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该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维护社会正义 ,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做法的基础上 ,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作证豁免制度的价值及其建构

作证豁免在获取某些特殊重大犯罪案件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具有正当性,该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污点证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污点证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应当采行分散式立法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部门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浅谈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能有效分化瓦解犯罪联盟,是鼓励犯罪者和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理论基拙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我国法律中有关类似的规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是体现了其精神而已。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对严重刑事犯罪适用该制度.并建立起相应的保障制度。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初探

污点证人刑事豁免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为国家利益作证可以免受刑事追诉或被给予刑事上的从轻或减轻、免除处罚待遇的一种刑事司法措施。该制度对于节约司法资源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使国家追诉机关能够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迅速、有效地追究犯罪。建立起符合我国需要的证人刑事豁免制度,是鼓励犯罪者与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包括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对于我国证人拒证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成为困扰司法的一大因素,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失衡,以及缺乏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应当通过完善证人制度,提高公民对作证义务的认识,加强证人权利保护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及作证豁免制度等来改善我国证人作证难的现状.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结构及其内在哲理省思

证人豁免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以及缉获犯罪嫌疑人。其深层目的是为公诉做准备,并为客观、公正地审判奠定基础,保证诉讼的质量和效果。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证人和被追诉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规制国家权力并维护公民权利。对抗制为证人豁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性环境,而豁免证人以使其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信息又促进诉讼双方进行激烈地对抗。证人豁免制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产物,其目的与结构深刻地体现出法律实用主义的意蕴。     

关于建立证人资格豁免制度的理性思考

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避免因某些证人的证言使其他的社会价值和利益遭受损害,西方国家对基于特定身份的人如配偶、律师、医生在作证方面基本都规定了证人特权,我国法律中尚无拒证权的规定.为使法律体现出的价值与人的本性相一致,以便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和伦理秩序,从而更好地实现法律的价值和目的,有必要排除这些人作为证人的资格,建立证人资格豁免制度.     

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

律师拒证特权因为能够协调平衡查明案情的需要与特定的利益或者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所以世界通行的司法实践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明文保障的同时并给予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明确律师拒证特权的保障与限制,不仅能够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提供理论思考,而且能够为我国拒证特权的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人权领域之国家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

保护人权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可列为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已成为后者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豁免规则可以与强行法共存,二者在程序和实体上拥有不同的属性,为此,在违反人权情形下援引国家豁免规则应区分公私行为性质、分清损害对象,敦促违反国在诉讼程序外承担“非免责性”后果。在国际交往愈加频繁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豁免规则的具体落实更依赖于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进行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是时代的必然。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英国证人制度浅议

文章通过对英国证人资格、权利义务制度设置等有关方面的考察得知:英国证人制度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特点。而我国的证人制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针对此，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完善我国的证人制度，即建立证人作证权利义务对等机制，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证人权利保护，确立证人作证豁免权等。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上,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主张。19世纪末以前,世界上奉行绝对豁免主义,其后,限制豁免主义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限制豁免主义逐渐盛行起来。时至今日,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顺应了从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变的国际潮流。     

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研究

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是我国法律中的空白点。本文从逻辑相关性与法律相关性的角度探讨了品格证据能够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原因,论述了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况,论证了有罪判决的证据及名誉证据对人证真实性的影响以及应设立的相关规则。     

警察出庭作证的几个前提条件辨析

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有三个前提性的条件:警察具有证人资格、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我国警察虽然在法律上有证人资格,但缺乏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因此,如要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还需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真正确立起直接言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