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

戴震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把血气心知规定为人性,认为人性就是欲、情、知的统一.人要经过不断学习,使"心知"达到"神明"才能去除私蔽,从而达到人性真正的善.戴震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差别较大,而与荀子的思路大体一致.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论戴震本于条理思想的治学特色

戴震以"理"为事物的条理、规律,并将其条理哲学思想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他的经学本于汉字条理,走上"由词通道"之路。通过对文字体用的分析,戴震沟通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因声以求义。为使因声求义之法有章可循,戴震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角度探讨古音音转规律,从而使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戴震的人伦道德研究本于人性自然条理,认为血气心知是人性的实体。有血气便有喜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有心知,便能不惑乎所行。人伦日用无不本于血气心知。作为调节人伦事为的道德规范,自然也要本于人性。仁义礼智之德就是能达人之情、遂人之欲,而又无过无不及之失。戴震条理哲学思想体现在方志编修中就是严考地理沿革,理清一地的历史条理;不守陈规,根据山水人性的条理对编纂体例进行大胆创新。戴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条分缕析,掌握了研究对象的不易之则,然后顺势而为,因而在多个领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 "性"就是欲望、本能。当时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德"御"性"和以"气"释"性"。老子和早期孔子开 始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 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本然、实然和应然:《庄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庄子》人性论思想可以从本然、实然、应然三个向度予以观照:从本然看,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其本质规定是自然("生之质,自然也");从实然看,本然人性在现实中或者得以真实展现("性之动谓之为"),或者因"人伪"而发生异化("为之伪谓之失");从应然讲,异化的人性应当复归本然之真("反其真"),保有本真之性的方法是"知与恬交相养"。《庄子》论人性的实质向度是本然,其人性论思想以自然为指归。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从"天理"、"人欲"之辩入手,以宋代理学家"心统性情"论为契机,可见宋明理学由张载、程朱到陆王以及王氏后学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亦即由"气"、"理"到"心"、由"心"到"欲"这一范畴演进历程,揭示出宋明理学由自然到伦理、再由伦理到心理这一大致思想走向,从而表明宋明理学由"存天理、灭人欲"走向"天理即人欲",由天理人性论走向自然人性论是历史的趋势。     

戴震论自然与必然及其德福一致

自然与必然是贯穿戴震哲学体系全部内容的两个范畴。戴氏以自然而然和自由自在规定自然,以"至当不易之则"规定必然,以"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规定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进而将物的生长及人的成己均视为一个自然→"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循环发展历程,倡导了一种理与欲、德与福、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活泼充实的、直面生活的伦理。从而恢复了在宋明理学那里遗失的先秦儒学的原初精神。     

孟子人性说的特异处

孟子性善说立足点有二：性上人禽之辨及心上论性。告、荀皆在材质上论性,人禽在性上并无区别。朱熹从理上论性,人禽之辨也落于材质差异,与告、荀无异。戴震欲反朱熹而倡血气心知为性,却不分心知与血气,最后又落于气秉上,与告、荀也无别。所以,真正在心性上作出人禽之辨仅为孟子一家,就此意义而言,＂心性学＂一语不可移用于他家。此孟子人性说所以特异于诸家。     

一种新伦理观的张扬:戴震的理欲统一论

作为一名思想家 ,戴震在批判、借鉴、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戴震赋予天理、人欲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新内涵 ,认为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并从自然与必然的层面 ,进一步深化了其理欲思想。戴震的新伦理观是通过对程朱理学主张的“存天理 ,灭人欲”的无情批判而得以阐释的 ,它一方面表现了戴震新伦理观的进步倾向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和启蒙意义。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