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理性危机与主体重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与泰勒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思理性和重建主体。在主体重建的理论尝试中,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重构理性,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则限定理性,泰勒以超越的善联结理性。三者共同揭示了理性在主体重建中所需的交往、历史和超越维度。同时,主体重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论哈贝马斯的语言观

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理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从语言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从经验语用学的角度理解语言的功能、对语言在人的不同的行为类型中作用的分析,以及通过“语言理性”来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学术意向,构成了哈贝马斯语言观的基本内容。     

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的策略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无情批判 ,使曾经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现代性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被判处“死刑”。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则认为 ,现代性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把人类完全引入了歧途 ,确诊现代性的病症并对症下药 ,现代性就可依然向人类四射光芒。抑制“工具理性”、复兴“沟通理性”、扩展理性潜能是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建设性策略。     

人本化情结与交往共识价值原则

本文通过剖析人学思潮中的“人本化情结”,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特征。回归“以人为本”是时代的进步,表达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层转型和人们对现代和谐社会理性交往共识的探求。在对交往共识价值原则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有限积极的不伤害”价值原则,这是对中国和谐社会建立理性交往共识的有益探讨,也是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转换的尝试。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反思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路线上展开现代性批判，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反思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劳动范式”和具体结论。本文批判性地讨论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反思．由此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基本意义。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规范与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性——论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

哈贝马斯是20世纪公共性和交往哲学的代表人.他的公共性理论受阿伦特公共空间的启发,力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解决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公民社会理论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原型,从中抽象出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为现代社会的多元民主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商谈民主"理论是对现代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理论的调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停留在规范与权利的现代性框架内,无法从深层上回答现代社会的德性与伦理危机.     

人际和谐与交往理性——鲁迅《伤逝》的文本意义新解

鲁迅《伤逝》表明“没有控制的交往”是人际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从反面说明“对话”是化解交往危机的必要途径,交往理性是合理性对话的基本动因。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现代性是对现代工业实践蕴涵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既具有引导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又企望把握终极真理,建立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受到解释世界的视界的局限。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变革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从而使现代性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当前的现代性危机不仅是理论的危机,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我们要以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后现代合法性的确立

当代西方哲学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展开激烈争论,启蒙以来建立在主体性和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受到广泛指责,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利奥塔、福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激烈批评、深刻反省,深化了对于现代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并试图确立“后现代合法性”,这种反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网络时代的信息困境

我们已经身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人本身，由此产生一系列由信息引发的问题。人本质上的信息向度被扩大，人同物质世界与信息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网络时代的人形成一种网络理性。这一切造成了网络时代“自我”的严重分裂。这是人类的新危机，也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创造自己”的新机遇。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

以弘扬科学理性、主体自由为主旨的启蒙运动，直接孕育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法的现代性实质就是法的理性化。作为市场经济问题矫治工具的经济法，在制度构成等方面具有与民法等部门法不同但并非根本差异的现代性。基于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扬弃、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修正。经济法的应然、实然价值越发彰显.由于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并未真正得以消解，经济法同样需要借助后现代视域下的反思嬗变，这是经济法理念应加以更新的内在动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维度下的思考同样有助于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合适路径选择及完善。     

现代性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病人形象

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政治合法化危机和文化动机的危机,现代性的病症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关系的紊乱产生的异化,只有通过恢复生活世界的自主化和政治民主才能解决。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在实践中通过普遍语用学建立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从而重建关于一切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建设的方案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