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CGSS2003数据分析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差异,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该发现从“资源因素论”的视角验证了普遍信任的程度差异与地区层面的宏观公共资源的相关性,微观层面的资源（包括个人拥有的资源和个人借用的资源）对地区内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会因宏观层面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Explaining political trus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Examining demographic, media, and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effects

African Americans routinely have lower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compared with whites. Explanations of their political trust remain rather unexamined. Using data taken from the 1996 National Black Election Study, this analysis examines three models to test how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media, and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fluence political trus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The results show modest support for the models. However, social location as measured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s most important for explaining the political trust of African Americans.     

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经济行动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类型,关系网植根于中国文化并广泛渗透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对城市求职者所作的深度访谈,本文着重探讨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求职者使用关系网对其就业过程产生的效力,并分析该效力的影响边界及其理论含义。研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关系网在就业过程中仍然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是,其效力受到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岗位的技能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关系网的效力边界与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的“关系网”概念比西方学界研究的“社会网”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trong Central,Weak Local” Pattern of Trust in Government: Based on Three Stage Tracking Data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and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A model including data from thirty villages gathered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discovered that “the siz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 “the size of the official network at/ above township level,” and “trust in fellow villagers” all had a considerabl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higher-leve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uilding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ing a balance between trust in different layers of government;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h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have more channels for solving their economic and livelihood issues. Social capital can lead to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matching and utilization involving governments and other sectors of society as well as increasing interaction with government. This can enhanc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higher-level and local governments.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