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

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马新两汉时代，政府立足的基础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仅是徭役所出，也是税之所出，赋之所出，至于土地和财产，意义远不如人口本身。以平帝朝为例，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租税之入约为３３０２９２６７．４石，按时价可折合为３３亿钱；刍...     

关于战国秦汉历史转型中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史发展的转型时期,考古学的发展使这个时期的史料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的矛盾问题,如经常普遍赐爵与简牍中大量编户民无爵的矛盾,王杖制与简牍中大批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杖的矛盾,土地私有为主导与简牍中国家大量赐田、假田的矛盾等.本文指出秦汉时期编户民与吏民的关系与差别,主张只有吏民才与爵位有关;依据简牍新史料主张秦汉时期土地国有占支配地位,土地买卖其实不过是占有权和使用权的交易.本文探讨了导致秦汉编户民具有皇权思想的原因,主张这才是皇权主义的真正基础.     

农地私有化：从确权到保障的路径？——基于编户齐民的历史启示

农地确权是农地流转的前提，纵观近些年农地确权的争论，大致分为三类：国有化，私有化，维持集体产权不变。笔者结合对我国古代编户齐民所体现的土地权属的分析，认为在城镇化热潮的背景下，农地确权的私有化路径缺乏一个成熟的环境。对于农地确权，应当在遵循集体产权不变的原则下，推进改革。     

再论"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当代中国法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思想观念,为制定该制度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是全面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被害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和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亦即公民应当依法享有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确立和实施,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即将启动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纳入这一制度,正逢其时.     

从奴婢农奴化和编户农民私人依附化谈起

<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关系有重大发展、演变,表现为奴婢的农奴化和编户农民的私人依附化。奴婢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很长时间。最初它是作为奴隶制残余、封建生产方式的补充而存在的。两汉时,奴隶制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主人对奴婢已不完全占有,可以买卖但不可以擅自屠杀。魏晋南朝时,奴隶已完全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封建依附民:一种情况是通过政府的法令或主人的放免,改变奴婢的身份,诸如免奴为良(良即编户,编户中的农民是封建国家一般依附民)、免奴为兵(封建国家特殊依附民)和免奴为客(私人地主的封建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和编户民称谓的演变

战国秦汉时期爵制变化与编户民称谓的演变以及它们的关系,是长期以来若明若暗的问题。而弄清楚这问题,对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防止把历史简单化是有帮助的。本文为弄清这一问题作了些探索,提出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社会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内涵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宁与幸福,庶民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其邦国成员.孟子的使民"心服"思想具有社会契约属性,其折射出这样一种文化信息:庶民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统治者则只有承认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从而获得统治权或巩固政权;武力征服与暴力统治只能孕育反抗与战争.使民"心服"思想是先秦儒家"人本"政治哲学与和谐生存智慧的反映.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     

再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的问题——意识形态视野下的"人""民"关系初探

在意识形态的视野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三种先在的愚民政策说、一声叹惜说及民主精神说.这让"人"和"民"、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充分显露,使得人生在世的有限性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根源能够有机会得到展示.由区分而来的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它是美的,有其普适性,鼓励人们在自己独特的个性生存中不断超越,以通达无限,追梦美好生活.或许,由之我们可以走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法家“轻刑伤民”思想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在刑罚轻缓化思潮的左右之下,作为重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当今中国刑法实践中的过度轻刑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过度轻刑化现象从根本上有害于刑法的惩罚公平和预防功利之实现.中国古代法家的"轻刑伤民"思想尽管难免偏激,但对当今过度轻刑化现象不无启示,并有着相当的警醒作用.     

"山中之民"与"超人"学说--龚自珍、尼采思想比较研究之二

面对衰世的"暮气"和"断肢",龚自珍寓言式地拟构出"山中之民",以期拯救士林,尼采则创立"超人"学说,意欲以此来改塑人类.龚自珍的"山中之民"和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在世纪末的浓黑包围中绽放出的思想火花,具有鲜活的气韵和惊天动地的效应,为世纪末的疲弱鼓荡起雄强的生命符码,为新世纪的到来设计出全新的人类雏形.     

"为之民"、"闭之门"句式浅释

"为之民"、"闭之门"两种句式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从双宾语的特点及其转换形式入手,分析类似语言现象,认为它们不属于双宾语句.     

明代民壮起源考论

民壮是明代武装力量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名最早出现于建文年间;永乐中,广西有类同民壮的民款之设;宣德元年,民壮正式以地方武装的名义出现在广西地区,并逐渐向其他地方扩展,成为明代民兵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民壮的兴起是明王朝完善国防体制,尤其是乡村防御体制的需要,与国家常备军制的败坏以及军事法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它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防与基层社会治安形势下,综合王朝军事、政治、法律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将之运用至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春秋以降,在封建、郡县大的时代变局中两个社会结构变迁运动相向而行:一是由封建贵族氏族社会向郡县制家父长制社会转变;二是伴随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家父长统治下的私臣属役整体地向具有相对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孔子游团儒学在这一社会变迁运动中应运而生,对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下开了战国秦汉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两条思想路径。在历史记忆的断裂、成长与文献重构中,古史在绵延中层累地成长,思想的历史亦随之突破。围绕帝国如何构建,汉初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天礼"之学的两大儒学系统。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兼论中西税制的法理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

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与西方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法理基础不同.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法理基础是"编户齐民"制度,否认庶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私有权,"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百姓纳税服役是报答"皇恩",所以无论是赋税或劳役,都根据皇家的需要,具有专制性和掠夺性.西方宪政税制的法理基础是承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制税权的取得必须遵循一套法律程序,具有严格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