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Kui《文则》的修辞研究方法举隅

陈(马癸)<文则>考察修辞现象的方法至今仍有意义.着眼于汉语修辞学史,从"假之以渔",而不是"假之以鱼"的角度,可发现<文则>中蕴含着素朴的辩证综合法、直观分析法、有限演绎法,实在难能可贵,值得今人批判地继承.     

陈骙《文则》的现代修辞观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谈及文法修辞的专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陈骏创作实践中运用多种积极辞格阐述相关的修辞理论,以评价他的积极修辞观;《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文心雕龙》的修辞观

《文心雕龙》并没有专门论述修辞,由于文学和修辞的特殊关系,在对文学创作作出指导时,兼及谈到修辞。从修辞理论和方法角度,全面阐述刘勰的修辞观,从而窥视到在修辞学专著《文则》出现之前,修辞的理论与方法兼备论及的事实。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基于修辞动因分析网络语言的互文性

本文认为网络语言的传播源自其本身独具特色的修辞性；网络语言运用积极修辞手段，以“有力”、“动人”为交际目的。在对网络语言的修辞属性进行梳理分类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语篇分析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分析了网络语言广泛使用的互文机制。修辞追求是网络语言流行的言外动因，语用互文则是其言内机制的表现，因此本文亦可看作是修辞学和篇章语言学理论互补性探讨的具体运用。     

也说毛泽东《长征》诗的“浪”改“水”——兼与屠岸先生商椎

毛泽东《长征》诗中原“浪拍”改成“水拍”曾被传为佳话 ,但也有不同意见。其涉及修辞的避重 ,应避除重叠叠音词、专用词组和特殊重字修辞外无意之重。《长征》诗“浪”改“水”,为遵诗律 ,诗中所重之“水”、“千”、“山”、“军”四字 ,或为固定词组无法改 ,或为重词轻律不必改。     

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比喻—博喻

博喻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比喻《秦牧选集》有一篇题为《譬喻之花》的文章,把譬喻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美妙的譬喻简直是一朵朵色彩瑰丽的花,照耀着文学。它又象是童话中的魔棒,碰到那儿,那儿就产生奇特的变化。它也象是一种什么化学药剂,把它投进浊水里面,顷刻之间,一切杂质都沉淀了,水也澄清了”。作者连用三个喻体来说明本体譬喻,像这样用两个以上喻体来说明本体的表现方法,就是博喻。我国早期修辞章句之一的《文则》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     

龚自珍在19世纪——关于龚自珍的几则札记

仔细检核龚自珍的著述和时人对其的评议,可以发现一些与我们熟识的龚自珍形象诸如“以公羊义讥切时政”、晚清“今文学的健者”及“维新思想的先驱”等不尽相同的面相。撷取龚氏形象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变化的一些片断,或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一历史叙述中的重要现象的认识。我们今天对龚自珍的认识和评价,受19世纪末对龚氏评价和我们既有的有关19世纪中国历史认识叠加的影响。对龚氏思想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19世纪中国的理解。     

走创新发展之路——论江泽民的创新发展战略思想

江泽民有一个牢牢依靠创新求发展的战略思想,他讲创新就是在讲发展,讲发展就是要求创新。江泽民的创新发展战略思想的内容包括本体论、地位论、道路论、任务论、人才论和文化论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刘桢诗歌的艺术特征——兼论刘桢王粲的历史地位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就由来已久的“刘王之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文”在建构着“道”——反向阅读《文心雕龙·原道篇》

用解构与后现代的眼光,通过“反向”阅读的路径可以看到只能表述、显现“道”的“文”,而关于“道”的体认始终是被“文”建构的不断延异和滚动的过程。进而发现《文心雕龙·原道篇》有个潜话语：“文”是如此重要而与天地并生,只因“文”言说着、建构着“道”。如果将历史的摆钟置放到当下,那么对于今天的人文精神重建,“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泽厚与陈炎的儒道互补研究之比较

李泽厚与陈炎对于儒道为什么能互补、如何互补、互补的结果、如何评价这一互补等问题 ,有着不同的回答。比较而言 ,李泽厚为适应“自然人化”理论 ,针对“儒道对立说”的偏颇 ,更强调两家的同一 ,并选取了多种方法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陈炎坚持“价值中立”、“方法多元” ,以区别于周而复始的重新评价和单一的“学术规范” ,因而能够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解释儒道之间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揭示这两大文化源泉在民族历史及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试析禅宗修辞的非语言形式

在禅宗修辞活动中,非语言方式被广泛运用,它们不仅可以补充言语信息、替代言语信息、强调言语信息,还可以传达悟性信息、灵感信息,这与禅宗修辞以“利于开悟”为中心原则是相统一的。禅宗非语言方式的修辞手段主要包括“喝”、沉默、动作语三种类型。     

《最后一次演讲》的语言艺术赏析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是演讲名篇,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很有特点.他非常巧妙地以“对比”的修辞手法,将人物或事物作明暗对比,渲染强烈的感情色彩;非常善于运用“反问”的修辞手法,加强了正面肯定的语气,使说理更为有力;非常擅长于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段,以突出强调,加强语势;非常多的短句运用,既简单明了地叙说了事理...     

《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

本着“让存在自己显现自身”的现象学释义学精神。以“方法是主客体的中介 ,是概念的内在规定和对象的原则”作为指导 ,阐发《论法的精神》所贯穿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与古典自然学派区别开来 ,由此对“孟德斯鸠属于自然法学派”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北朝文士温子升的评价问题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是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但后世文人对他的评价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如魏收贬责温子升是内心阴险之人,而明代的张溥却对温子升极力褒扬。温子升的生平作为、作品中的思想倾向两方面进行考察,我们认为魏收贬低温子升的评价与史实不符,其观点不能成立。魏收贬责温子升的原因与其撰写《魏书》时多用曲笔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