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主旨新说

《陶庵梦忆》（下称《梦忆》）是明末散文家张岱明亡后追忆昔日繁华之作,它多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生活,艺术上融公安、竟陵之长,代表小品的极高境界。研究它,对认识晚明社会、晚明文风及中国散文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梦忆》主旨,历来学者重视其寄托故国之思的倾向,三...     

风云变幻铸书魂—《型世言》对晚明重大事件的反映

《型世言》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的社会生活,再现了晚明动荡不安的国势,对于晚明朝廷上宦官乱国、边境上女真族危及大明安危、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乃至于浙江海啸等重大事件皆有反映。《型世言》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重要作品,颇具史料价值。     

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金瓶梅》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作为描写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生活,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展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对小说中所呈现的市民文化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此来揭示《金瓶梅》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型世言》对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

《型世言》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晚明光怪陆离的世相以及污浊浇薄的世风，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农民、奴仆等低层民众的苦难和挣扎。小说还生动描摹了晚明社会在浓郁的商业气氛下的各种商人形象，再现了活灵活现的帮闲群体的丑态，可谓是观照晚明市井百相的一面“镜子”。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我国古代漆器的经典著作——论《髹饰录》

《髹饰录》极为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手工造物的独到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精致尚古的审美观和敬业、敏求的工匠精神。它是中晚明装饰风和复古风弥漫的产物,是中晚明理论研究注重实证的成果,其中有西方人文复兴、科技革命的反响。《髹饰录》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但作为四百年前的工匠著作,亦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局限。     

视域融合下的《节义鸳鸯塚娇红记》读解

晚明曲家孟称舜《节义鸳鸯塬娇红记》在80年代之前,学界对之评价较低;1982年之后,随着《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出版,其地位与价值不啻霄壤。基本缘由根于它的悲剧性及“同心子”恋爱观的大胆提出。但学界却疏干对晚明学术史脉展开探讨,直接导致“同心子”恋爱观现代性爱特征的有力建构缺乏稳固的学理根基;另外,此剧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创新亦因此而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应该把传奇文本与小说文本的读解相结合;亦应该把传奇文本《娇红记》置于晚明时代大境域之中来读解,晚明学术发展流变及文学发展演变相结合;孟称舜自身学殖与《娇红记》的读解相结合,才能使我们对《娇红记》的读解更加逼近真实。     

晚明学者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

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风靡晚明思想界,其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构成了晚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顾炎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风流至于百余年之久,古有之矣,……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即王守仁)之良知是矣。”(《日知录》卷18)研究思想史上的这段内容,对于深入把握晚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了解晚明社会思潮与明末清初进步社会思潮的关系,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仅通过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略窥晚明学术思想之一斑。刘邦采,字君亮,号师泉,明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其生卒年不可详考,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徐霞客游记》的语言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是晚明社会的产物,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而且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价值。一方面,《徐霞客游记》中所记方音反映了吴语和云南方音的一些特征,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也表现各地方言词汇的不同;另一方面,《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反映诸如壮语、彝语、布衣语等许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此外,《徐霞客游记》在地名学上有关通名的记录有其特色,采用吸取民间用语和以形状特征来定通名。在所记地名的命名法中,主要有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两大类。     

从潘金莲的服饰看晚明世风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再现市井生活的写实长卷,提供了诸多物质文化史的丰富材料,尤其是大量的服饰描写,不仅呈现了当时的服饰时尚状况,而且映射出其时的社会风气。以《金瓶梅》中潘金莲的服饰为例,透过潘金莲服饰的形制、质料、色彩以及数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管窥晚明的世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晚明纵欲风气下的女性自觉;二是晚明才女文化的兴盛及其对女子品评标准的转向;三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女性经济的相对独立。诚然,这三方面的内容不能涵括晚明世风的全部,但从潘金莲的服饰出发而观察到的晚明世风的情形,也从某种角度彰显了服饰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略论晚明社会风尚的变迁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晚明社会出现了重利趋商、浮靡奢侈、违礼逾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风尚.尽管它没有像文艺复兴那样把社会导入人文主义的轨道,但它对于打破明代社会沉闷风气及推动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原音韵》与晚明曲学的理论建构

如何看待《中原音韵》与南曲的关系,是晚明曲学论争的一个焦点。相关研讨,既涉及具体的音韵学问题,也折射出明中叶以后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心理。     

晚明危机与白话短篇小说批判意识的增强

晚明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弊端日益深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许多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世良药的同时,也对造成危机的各种社会弊端、黑暗及不合理现象产生激愤痛恨的心理,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以《西湖二集》、《型世言》等为代表的晚明白话短篇小说在对最高统治者、下层官府、科举制度、社会世风等方面的批判上,较以往作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意识。     

《聊斋志异》中男权意识的弱化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男权主导的社会,但是到了晚明和清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平等"的社会观念,这样就使男权意识被弱化。《聊斋志异》通过一些书生形象的塑造,体现了男权意识的弱化。     

晚明辽事史料发掘的新思路——兼评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

晚明辽事史料匮乏的因由,是由于当时复杂纠结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历史的复杂决定了记载的复杂.然而,百年来人们极尽发掘整理,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其中缺乏对当时当事人著述的足够重视,而当时当事人特别是军政人员之著述即别集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数量不小,分散各处,亟待搜集整理.《熊廷弼集》的出版为此做了可贵的尝试,而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晚明辽事史料深入发掘整理做出了新样板,更为晚明史料整理开启了新思路.其慎选底本、分卷编排、辑佚钩沉、校勘文字,乃至编制附录等措施足堪效仿.在此基础上,以期—套科学系统的《晚明辽事别集丛刊》问世.     

《金瓶梅》的传播与晚明黄麻学术

《金瓶梅》是一部带有麻城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它以较新的视野塑造了一代商人的成功崛起，它的出现和传播是耿、李论学思想冲击之后的结果，一开始就受到了麻城地方风气的影响。它带动了晚明黄麻地区，甚至整个湖广地区对思想解放及俗文学的高度重视。冯梦龙的麻城之行一方面促进了他俗文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推动了他在俗文学方面的实践践履。《金瓶梅》从出现于麻城刘家到最后“悬之吴门”，这一传播过程所昭示的黄麻学术思想及文化变迁，对了解晚明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中国俗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