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重要阶段.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对民法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在其主持立法院工作的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内,他不但督率立法院同仁高效工作,而且适应近代世界民事立法潮流,阐述了一系列民事立法思想,对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

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依据世界各国最新刑法学说和立法体例制定的同时,对中国家族本位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进行改造并加以继承。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显示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些内容有向传统回归的表现。回顾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分析近代刑法继承中国传统法的特点与学理,固有传统法制在近代的转换或许可以留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胡汉民法律思想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中国法律近代化和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但主持了民法典等一系列重要法典的制定,而且阐述了国民政府立法的基本原则、国民党与立法机构的关系、立法与法治国家的建立及立法技术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对中国当前立法的启示

中华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对中国当前立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民国立法者对于法律移植的态度,对于司法实践与立法内容的结合,法律移植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立法经验对现行婚姻法的完善均有着重要意义.     

民国立法院重构及运行中的派系斗争(1946—1949)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宣称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重构宪政时期的立法院是其"行宪"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涉及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与各派系的话语权息息相关,各派系都将其视为必争之地。在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中,各派系围绕立法院地位与权力的配置、立法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等职位的选举以至于日常的议事活动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争斗与倾轧不仅影响了立法院的重构与运行本身,也加剧了国民党组织机体的败坏,削弱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蒋欲在立法院内成立党团以消弭争斗,加强控制,国民党中央也有一些体制内的自省,但都未能实现。     

审判委员会制度亟待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实施,刑事审判制度和审判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对审判组织及其运行方式的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特别是审判委员会这一法院内部的核心审判组织的改革,更显迫切,因为审判组织及其运行中的诸多弊端都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密切相关.实际上,法院组织制度包括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早已提上日程,法院组织法修改稿也经反复酝酿,早在1995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第十七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就提到,法院组织法修改草案将于1996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现在,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仍未出台,关于法院组织的改革也存有不同见解,基于这种状况,这里就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作些探讨,以期有助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更有助于呼唤法院组织法修正案早日出台,生效,以推动审判组织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全面改革.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社会化述评——以土地法与劳工法为例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社会化思潮影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立法社会化的原则和方向,并通过制定土地法与劳工法予以落实。立法院以民生主义为圭臬,充分借鉴与融合西方的立法体例及技术,制定的法律文本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立法社会化游离于中国的传统之外,超越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异化为统治阶层推行专制的工具,因而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成效。     

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制度正式用法律确定下来,是在1954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该法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79年7月1日通过的我国第二部法院组织法及其修改仍保留了该项内容,并在其后颁布的相关法律中得到具体体现。对这项制度,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一些人士已认识到其存在的弊端,如立法过于简单含糊,缺乏公开、固定、科学的运行规则等。但同时又认为,审委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在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在保留前提下,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而笔者认为,审委会制度不仅与我国现今审判环境不相适应,而且与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精神及原理相违背,已无存在价值,应予废除。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国家司法原则与制度，采行法治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积极改革封建传统司法制度，创建了近代新司法原则和制度。     

民国时期女性权利实践的司法困境

藉由近代以来立法精神的转变，民国时期女性在法律层面取得了较为平等的地位和更为广泛的权利。但重新检视法律近代化之于女性权利的实际影响，不难发现女性尚处于旧有权利丧失而新权利未能实现之窘境。由于法律与社会习惯存在冲突、法官不愿涉足家庭内部纠纷、基层法院司法裁判的执行得不到保障等诸多因素影响，造成了民国时期女性权利实践的司法困境，继而限制了女性权利的实现。     

论宋代法典体例的演变

宋初,仅<宋刑统>是律、敕、令、格、式等多种法律形式合编的法典.神宗时进行立法改革,编订将敕、令、格、式、申明等统一编纂的"敕令格式"法典.自元丰至宋末,宋代几乎所有的法律均以多种法律形式合编法典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有宋一代法典体例的极为独特的特点.多种法律形式合编具有各法律形式更加协调统一、内容集中便于查阅、立法灵活快捷等优点,是法律法典化的的最高级形态.宋代多种法律形式合编法典的普遍化,是中国古代立法技术臻于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华法系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     

中国近代商会法的演进与影响

清末以降,现代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商会法作为民间社团组织法,其制定与发展演进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民间立法到国家法律,为实现商会法维护商权之宗旨,全国各级商会与政府展开了权益博弈,最终实现了商会利益最大化。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到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孙科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     

抗战前孙科的立法思想与实践述评

在1933年初孙科担任立法院长后,他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法原则,反对立法的完全西化,主张立法应当适合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在立法实践方面,抗战前这段时间里,孙科领导立法院除制定“五五宪草”外,还主持通过了许多普通法律,适应了当时国家发展形势的需要,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

从清末司法改革到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近代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最高司法机关模式——司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大理院自始便拥有非常独立的院务自主权,司法院承袭了这一权力,并加以扩充;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是否合一的问题是民国制宪时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司法院长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所以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从未真正合一。司法院继承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并将其规范控制权扩展到宪法解释领域。民初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分立,开日后司法院内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行的先河。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前,司法院体制已经渐趋成熟,甚至宪法本身也无法另起炉灶,根本改变既有的中央司法体系。如果说司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的司法运作则是腐败盛行。     

传统资源与移植资源的对话——以近代民事立法为视角

近代中国的演变,从政治制度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到法律制度的变革,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列强入侵,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中国社会被推上近代化的轨道.就法律变革而言,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制定各项法典的政治动因,民法典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由于民法与一国之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的碰撞、冲突也最为显著.清末、民国政府在民事立法过程中对待两种资源的不同态度,使两个时期的民事立法也存在本质的区别.     

胡汉民法律思想初探

<正>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立法论争中,无论是刑法、民法,或者是约法、宪法,都曾提出以三民主义为立法的根据和最高原则,而把三民主义作为立法的根据和最高原则,讲得最具体而有系统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所以,探讨胡汉民的法律思想,应当先从他的以三民主义作为立法的最高原则和思想根据开始。     

阮啸仙对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正> 阮啸仙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农民运动理论家.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广州农讲所第一至第六届教员、第三届主任等职,与彭湃等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广东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讲话和演说,并于一九二六年写下《中国农民运动》一书.这些文章和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结合他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