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     

政治腐败下东汉的灭亡

东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其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也从繁盛走向了衰落.汉末党锢之祸和黄巾大起义的冲击,终于使东汉走向了灭亡.     

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从对立到合流: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的互动

基于身份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有着本能的对立，在宦官为祸炽烈的正德、天启朝，二者的对抗尤为惨烈。但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与宦官的政治分野逐渐模糊，双方的关系由对抗趋于合流。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言官群体制衡宦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多处劣势。究其由，首先，宦权是异化的皇权，宦官假手皇权压制言官；其次，言官群体分化蜕变，丧失气节，党附宦官，助纣为虐，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未能报国惭书剑——漫话苏轼的人生观和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未能报国惭书剑”这句诗,是苏轼初入仕途,在凤翔任判官时写的。这时,他才二十多岁。写《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已四十开外了,而且经过了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但词中,豪气不减当年,仍然洋溢着“书剑报国”的气概。 苏轼少有大志。十岁时他母亲程氏教他读东汉史,他对因党锢之祸而为宦官杀害的     

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

唐代后期的宦官之祸在我国封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比较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时曾正确地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1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但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割据倾向也日益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激烈。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发展为桓灵之间的“党锢”之祸,大学生大批被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加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经学盛而转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末士大夫阶级臧否人物,品题高下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上的虚诞清谈,终于代替了汉代的烦琐经学,而在思想界成为主要潮流。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东汉王朝瓦解,儒家经学受到打击,这对清谈的发展更为有利。经学大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汉代的选官制度与朋党势力的形成

战国秦朝以降,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在统治阶级内部结朋聚党便为绝对的君主专制所不容,凡涉嫌朋党者,动辄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打击。然而,纵观两汉的历史,朋党和党争却屡见不鲜,其中尤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最为惊心动魄。汉代党争的焦点何在?党锢为何如此激烈和残酷?我们认为,单从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还很不够,还必须从汉代的选官制度上剖析产生朋党和党锢的政治条件。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宦官评价浅议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认为宦官揽权必然“败国蠢政”;认为宦官的品性就是“残暴、狡诈、贪婪的”。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有必要加以纠正。 一 首先,关于宦官的“败国”问题。 所谓“败国”,是指宦官参政必然导致其王朝覆灭。古代史学家范晔。欧阳修、司马光、谷应泰都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宦官败国蠢政之事,不可单《尽)书。”欧阳修则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司马光说:“自古宦官败国者,各载方册。”谷应泰也说:“宦官之祸自古烈矣。”今人的观点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有的学者认为:“宦官专权往往导致这些王朝覆灭。”“由于太监专权,内乱迭起”,“五阉同日封侯,十常侍把持朝政……东汉政事终于不堪收拾了。”“这些人左右朝政。总的说来,对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东汉、唐、明三代是宦官参政揽权的最严重时期,考察这三个王朝衰败的历史有助于弄清宦官是否“败国”的问题。东汉亡于封建军阀割据,这是没有疑义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宦官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割据者的势力之所以在东汉得以存在,发展,是由于割据者的前身,即一部分豪强地主曾是东汉建国的功臣所致。就是说,刘秀建立     

论明代的宦官庄田

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弄权害政,擢发难数,尤其是“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而明代宦官除了插手军政之外,还纷纷广置田庄,役占军民。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又非汉、唐宦官所能比。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明初,宦官只是“百计索取金银财物”,尚未涉及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