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要通过社会契约法、理性反思法、排除法对正义的内涵、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制度只有符合平等自由的原则和差别原则从而达到自由和平等的恰当平衡时社会才是正义的。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则、"代际平衡论"、制度与个人关系理论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风险社会视域下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分析视角

从伦理学意义上说,风险伦理与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具有较为紧密的内在关联性。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理论主要蕴含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之中,而"正当对善或好具有优先性"贯穿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始末。在罗尔斯的"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理论的启示下,我们亟需建立各种利益——风险责任对应追究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管理,"惠及当代中国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农民的最少受惠者地位及其政策根源——兼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义性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社会分配正义的实现依系于对最少受惠者利益的增进与保障。而在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看,农民都是当下社会中最庞大的最少受惠者群体。中国农民最少受惠者地位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策根源,与国家对农民收入和财富、自由和机会等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直接相关。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恰恰旨在改善我国农民的最少受惠者地位,促进社会分配正义的回归,具有鲜明的价值正义性,有利于保持整体社会的良性发展态势。     

马克思是建构理性主义者吗——评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批评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所谓进化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种理性主义:一是进化理性主义,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马克思则被看做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实际上,马克思既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进化理性主义者,而是实践理性主义者,哈耶克针对建构理性主义者所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歪曲,马克思的实践理性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人类的理性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罗尔斯正义原则刍议

在罗尔斯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中 ,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原则”乃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重大创新和显著特征 ,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企图通过补偿与再分配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思想愿望 ,也带有某种理想化的平均主义倾向 ,理论上也有其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     

理性主义与国家安全

理性主义认为人能够认识世界，理性认识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主体性、可知性、逻辑性、整体性、确定性等原则。国家安全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范畴，理性主义的国家安全肯定了国际自助体系的合理性，国家的理性是安全的基础，理性主义安全观是向善的、进步的。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试论均等意义上的城市公共资源正义配置

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我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成功转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凸显出一系列城市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的不平等上。本文试图通过户籍改革、界定最少受惠者和反腐倡廉等各种手段营造一个正义的环境,缓和城市中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矛盾冲突,以改变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不平等的状态,增进公共利益总额。     

人类良知的呼唤——罗尔斯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

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正义原则具有明显地对最少受惠者偏爱的倾向,他通过原初状态的假设和无知之幕的设计,根据社会合作体系的基本事实,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论证了两个正义原则构建的制度道德合理性.     

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建立在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之上,在《正义论》中,他提出公平的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原则和优先性原则,既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又照顾到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和机会均等,充分体现了罗尔斯对平等的价值追求,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民生视角下的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根本原因是在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上对民生的忽视。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普遍化的交通福利理念与社会补偿机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经济杠杆限制小汽车使用、发展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慢行交通系统、倡导绿色出行、友好驾驶、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等。     

共享单车运营立法规制管窥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共享单车在运营中在为市民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存在挤占城市公共空间、妨碍城市交通安全等突出问题,通过对国家一元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分析,研究共享单车运营立法的科学规制。研究认为,共享单车运营的立法层次属于地方立法,应当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且主要在其市区内实施;共享单车运营的立法内容,应遵循绿色、共享、鼓励、规范、安全等基本原则;相关立法还需要明确将共享单车纳入城市道路发展规划,适当控制投放数量,明确共享单车运营法律关系中存在的监管者、运营者和使用者主体的法律责任;监管者应对运营者租金的收取与押金去向等行为进行合理监管,建立合理的共享单车运营竞争机制,依据城市交通系统现状以及共享单车饱和度等因素,设立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准入机制,促进共享单车与其他城市交通的有效兼容,实现城市交通公共资源配置的系统化、规范化、合理化。     

共享单车发展问题系统探究

共享单车是近年来兴起的新交通方式和新业态,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共享单车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了共享单车的本质属性。研究认为,在经济属性上,共享单车是商业性交通服务,不属于共享经济;在交通功能上,共享单车具有提高大众出行便利程度和降低交通污染排放双重功能;在综合效应上,共享单车引发城市交通结构变化和自行车行业结构性反应;共享单车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两种性质的问题:一是乱停放导致市容混乱,城市管理难度加大,二是私藏车辆独占使用和高损耗导致共享失灵;站在共享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立场来看,应该通过政府和企业合作来解决的共享单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充分发挥共享单车改善交通的功能;政府应制定规范,加强监管,提高大众道德法律素质,为共享单车创造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共享单车企业应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服务水平,促使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     

水、土地与农业--13亿中国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水、土地与农业,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中国在这方面的生存环境是极度脆弱的.生存和永续的理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持续发展将人类这种理性扩展到了全社会和整个地球的空间.社会公正和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只有在坚持社会公正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下,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良性循环.     

乡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异化现象及其矫正

民主选举制度是乡村中国村民自治最基础的部分,其核心是多数原则及投票行为。在考量部分乡村社会后发现,多数原则原本意义上的相对多数在一些乡村正异化为绝对多数,其追求的择优目的正生成择劣的效果;而投票行为应有的公共理性正被经济理性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民主土壤的贫瘠,体现在：民主形成于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缺乏以多元中心信息系统为特征的独立舆论环境;生活普遍贫困使得民主共识难以达成。因此,在乡村社会矫正民主选举原则,发展市场经济是当务之急。     

西方诗学中理性主义的概念及其两种基本类型

西方诗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以理性为最高的人生价值尺度，用是否具有真理和知识，是否有利于培育人的道德来衡量诗的价值。极端的理性主义认定理性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而且只有哲学所运用的概念分析、逻辑判断的推理方法才是理性的；诗既不能给人真理，又煽动和滋养人的情感，摧毁理性，不利于国家与人生。温和的理性主义则从一种宽泛意义上理解理性、真理和知识，认为诗既蕴涵普遍性的真理，又能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既能给人娱乐，又能给人教益。     

理性崇拜下的政治缺憾

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理性崇拜带来的结果并不总是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表明,理性主义下存在着政治错位,理性主义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常常对自由进行奴役,实践中理性主义下的民主还具有非现实性。因此,理性主义应在与经验主义的结合中寻找自己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现实基础。     

超越政治神话 走向政治理性——近代绝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简论

在诸多政治理论学说中 ,往往将近代政治神话的产生归结为非理性主义的泛滥 ,没有看到把“理性”本体化和极端化的绝对理性主义 ,同样导致了政治神话的产生。近代以来 ,绝对理性主义贯入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法两种政治思潮的骨髓 ,导致了政治神话广泛的产生和普遍横行。绝对理性主义的潜伏和它作为政治神话形成、横行的根源性因素 ,是人类走向未来在政治哲学领域必须加以清除的观念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类活动规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把理性与非理性看做是基于人类实践而形成和变化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两种表现形式 ,打破了人们关于理性空间上的齐一性、时间上的恒定性的形而上的观念认识 ,取消了“理性”归约历史与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为人类超越政治神话走向政治理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 ,政治实践必须在政治理性的硬度与柔韧性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使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神话归约到理性的引导之下 ,这样 ,既发挥了人类理性必要和必然的引导作用 ,又避免了各种政治神话的产生和横行     

走向与前瞻：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2004年宪法修改以及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更是成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直接动力。然而,要制订一部垂范久远的刑事诉讼法典,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宏观问题:第一,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超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第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目标定位应当是实现程序正义;第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路径选择应当沟通建构理性主义与经验理性主义;第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选择创新型制度移植的道路。     

关于生态伦理观的人文理性尺度

传统科学理性隐含着科学不能解决系统问题和科学发展的非人性化的趋势,导致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生态环境产生尖锐的矛盾,这客观地要求人类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审视传统科学理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传统科学理性尺度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而提出了与生态伦理观相适应的人文理性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