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

当前相关研究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对开创性文献及其具体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而提高的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利用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第二人口红利.在我国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变革的背景条件下,人口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老人抚养比的增大并没有对居民储蓄率造成显著影响.     

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文章回顾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即在过去30年中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文章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和论证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仍然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避免"人口负债",即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及其展望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红利的作用:一个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人口红利作用领域的已有文献,讨论了人口红利对经济、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目前中国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的作用.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有更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不仅包括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还包括经济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反作用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等.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人口红利”纵横谈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于1998年提出。什么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形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灰色关联分析

在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变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实证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势必影响我国未来出口商品结构。第二,我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处于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口比重将会上升。第三,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虽在不断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势必影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第四,汇率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相关度并不高,这需要引起政府在制定相关外汇政策时的注意。     

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产生与定义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北京市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专题讨论综述

在今年10月3日至5日召开的北京市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采取大会发言与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1、我国人口目标和人口政策; 2、北京市的人口问题; 3、人口质量问题; 4、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现将四个专题组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举世瞩目。1978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储蓄水平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探讨人口抚养比变化与国民储蓄之间的联系是分析中国高国民储蓄原因的重要方面。本文采用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ECM模型,研究人口抚养比变化与国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关系,发现:1978年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引起了国民储蓄上升,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国民储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影响不显著。从影响时间看,总抚养比变化对国民储蓄影响时间约为20年,其中主要影响发生在前6年。随着总抚养比的逆转,国民储蓄将逐渐下降,高储蓄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定时期的现象。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²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²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我国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在构建相关指标基础上,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当人口结构由红利型向老龄化转变时,这一过程将会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产业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文章试图对25年来中国经济与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人口因素在经济转变中的作用加以评估。在回顾与总结了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然后通过介绍和使用两个“人口红利”的概念与方法,就过去25年中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作用做出估算,并对未来人口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与机遇加以评估。最后,对中国近期人口变迁所产生的几项社会后果进行讨论。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