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类不同种行为的立法分析与数额认定

累计数额规定是立法者解决数额犯罪数问题采取的一条特殊规则。一般情况下,同类同种数额、同类不同种数额,不论是违法数额还是犯罪数额,只要未经处理的,可以累计计算。累计同类不同种数额后,应就轻认定,即以入罪、法定刑升格数额较高的行为为标准进行定罪量刑。数额累计不仅影响是否入罪,而且影响量刑的轻重,包括可能导致法定刑升格。     

刑法"多次"从严根据论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以"多次盗窃"为代表的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和以"多次抢劫"为典型的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都体现了立法者的从严态度."多次"从严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的违法性增加和主观方面的罪责增加,其中,罪责的增加是"多次"从严的首要根据,而违法性的增加仅为其次要根据."多次"从严的上述根据对于"多次"的立法、解释与适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解释论上意义尤为突出.     

论抢劫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抢劫罪作为一种多发且情形复杂的犯罪,在司法工作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对抢劫罪客观方面的认定、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进行了明确论述。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抢劫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罪分析

抢劫网络虚拟财产的现象已经进入我国刑事实践的视野,于是探讨这类新型抢劫行为的定罪问题也成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网络虚拟财产为对象的抢劫行为有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和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两种,这两种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在本质上与传统抢劫行为有共通之处,因此可以依据现行刑法将抢劫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     

抢劫罪主体的法理分析与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抢劫罪的犯罪主体.关于抢劫罪的具体规定散见于刑法的第263条、267条、269条和289条.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从转化型抢劫、＂携凶抢劫＂、＂飞车抢夺＂、聚众＂打砸抢＂以及绑架中的抢劫等方面对抢劫罪主体的认定进行分析与界定.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剖析

代购毒品行为是毒品犯罪的新型行为表现，代购毒品行为由于缺少刑法的明确规定导致在理论与实践中对其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代购行为和民法委托的概念，在外延上需要以有偿与否、行为独立、隐名显名为标准区别于居间介绍毒品行为。代购毒品构成贩卖毒品罪需要具有牟利目的的主观条件，但是对牟利目的需要扩大解释。不同的代购行为其触犯的罪名有所不同，对于代购蹭吸与少利低利代购也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正确认定。     

非法持有毒品罪探析

毒品犯罪是世界各国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一个重要的个罪,对其进行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从持有毒品行为本身入手,将这种行为与其他相关类似的行为进行比较,从本质上认识持有毒品犯罪的特征、处理方法。探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居间代买毒品的认定、吸食毒品行为的处理、持有假毒品的认定。     

论事后抢劫不成立未遂

事后抢劫亦称准抢劫,在理论界上对事后抢劫有无既、未遂的争论很大,司法实践上也是十分混乱。从抢劫罪既遂标准、事后抢劫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事后抢劫只有罪与非罪区别,没有未遂与既遂的区别。事后抢劫应属于举动犯,不要求出现一定的侵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转化未事后抢劫,就构成了既遂,事后抢劫无未遂。     

对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出罪化解释的探讨

司法解释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规定是不合理的。从制度层面《解释》将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复合实行行为截然分开处理,并且无视转化型抢劫与普通抢劫在犯罪性质上的相同性。在刑事政策层面,出罪规定有违少年司法的相称原则与双向保护原则。其次,出罪化规定将会给司法定罪留下技术难题。     

“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之立法缺陷及司法救济

刑法第263条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予以规定,这必然影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因此,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限制适用"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这一规定。     

事后抢劫罪未遂形态研究——以日本刑法借鉴为视点

关于事后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及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区分,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事后抢劫罪的目的以及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在我国应当承认事后抢劫存在既未遂形态;在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上,应当借鉴日本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解释论中予以完善,以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遂并且也没有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作为认定本罪的未遂形态的具体标准。     

转化抢劫罪成立要件新解

转化抢劫罪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在立法技术方面,转化抢劫罪属于法律拟制,二者在罪质方面具有同一性。因此,成立转化抢劫罪必须具备:一是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二是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三是主观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是指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现场以及其行为"延长线"所涵盖的场所。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浅论事后抢劫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情形在理论上称为"事后抢劫"或者"转化型抢劫罪"。因为这种类型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所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由于事后抢劫的特殊性,使得其在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方面。     

我国药品安全犯罪刑事惩治的困境与出路——基于15668件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药品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问题、发展问题，保障药品安全，刑事惩治不能缺位。通过对2014年至2018年5年间我国药品安全刑事惩治的实证考察发现，目前由于立法层面仍存缺陷瑕疵和司法层面法律适用理念的偏差，我国药品安全犯罪刑事惩治存在缓刑适用比重过高，难以对药品安全犯罪“惩前毖后”；生产、销售劣药和对药品做虚假宣传入刑难等突出问题。未来，应尽快通过修复立法缺陷，夯实药品安全犯罪刑事惩戒根基；磨砺刑事惩治之“齿”，强化对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等路径和方式，增强药品安全犯罪刑事惩治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重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使部分与普通抢劫罪不具同质性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具有根本性缺陷。为此,提出对第269条提出重构建议: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实际占有财物的情况下,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此重构后,将有益于在转化型抢劫罪的诸多争论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