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公民治理的主体性制约因素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公民治理理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公共管理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我国目前所着力建设的基层民主政治不谋而合,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公民治理模式的建立需要积极的公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依据公民资格的经典理论,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削减转型期的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的程度,为公民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价值观的要义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共价值观的公共维度是公民道德教育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正确地行动.在现代型社会,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公民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     

论公民参与视角下我国公共决策机制的完善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民主的体现,是公共决策机制的基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价值既有理论支撑亦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公共决策机制表现了公民参与主体、信息、程度、机制、积极性等5个方面的缺失,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决策互动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公民参与表达机制、参与型文化建设机制,从公民参与的视角对我国的公共决策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自愿服务:培养大学生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公共精神是公民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标杆,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公民会议: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公民会议是落实协商民主理念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平等、公开、透明和尊重的原则下,依照严格的程序,公民会议为不同观点的沟通和辩论提供了一个对话性的公共论坛.通过公民会议的参与,普通公民不但会加深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认知,也会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能力,并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公民会议对我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