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重心、就业重心与经济重心空间演变轨迹分析

近20年来我国人口重心、就业重心、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轨迹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不断集聚生产的同时,没有更有效地吸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从而造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生产与人口、就业分布高度失衡。目前,建立完善的分享机制、进一步促进西部落后地区的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建立健全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策略。     

人口偏好结构转变、人口质量红利与农业发展：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例

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致的农村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加速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为农业由人口数量红利型向人口质量红利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作为内地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农村人口偏好结构正在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虽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低于现代物质资本的贡献,东部地区农业发展仍依赖物质资本红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口质量偏好进一步得到强化,东部地区将率先实现人口质量红利型农业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人口红利、产业承接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区为背景

随着西部经济发展及中部地区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参与人口红利再分配成为必然。鉴于此。有必要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将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作为一项主要的就业政策，以促进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和人口红利的高效再分配。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重心演化考探

文章引入人口迁移重心的概念,并以此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人口迁移重心与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位移的联动变化,发现相对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和中国的出口增长

基于197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及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总体和东、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促进了出口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抑制了出口增长;其中中国总体和东、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红利的转变,而中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红利的转变.分时期回归发现,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N"型曲线,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M"型曲线.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始终大于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程度.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