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口禀赋对城乡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因此完善家庭抚幼功能迫在眉睫。本文基于2021年陕西N县城乡家庭专项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多分类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典型农业县中家庭人口禀赋对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女性在家庭抚幼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男性参与度较差,农村男性尤甚;伴随家庭抚幼负担加重,仅妻子的抚幼投入增加,“父职”缺位明显;祖辈健康状况越好,对家庭抚幼的帮助效应越显著;作为家庭的刚性需求,抚幼功能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并未对家庭抚幼产生挤占效应;县外流动的打工经历明显削弱了夫妻的抚幼投入。研究揭示了西部县域家庭抚幼功能发挥面临的诸多阻力,为进一步发挥与完善西部县域家庭功能,须持续关注家庭内部两性分工的科学性与平等性,促进教育体系改革,提升西部地区男性受教育程度,强化其个体资源与家庭责任意识,促进就地城镇化,避免远距离流动带来的家庭离散,保障西部地区家庭抚幼功能与儿童成长权益。     

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

苏州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苏州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使得政策生育率自然升高,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试探将婚育人口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等因素纳入预测模型,以期使得预测方法和结论更加准确.文章认为,未来15年苏州政策生育率上升0.415,而考虑婚育意愿后,现实的生育率上升仅0.23,终身生育率仍在1.5个以下,人口再生产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人口计生委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行动计划的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五”时期，人口计生系统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普及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对稳定低生育水平、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存在矛盾，“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等传统婚育观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有些地方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认识不到位，部门配合不力，忽视长效工作机制建设，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建立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 构建和谐山东良好人口环境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建设进入新世纪,新一届省委、省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山东省连续多年保持低生育水平,但是山东人口基数大、密度高的基本省情没有改变,未来一个时期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的矛盾、现行生育政策与群众婚育意愿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依据山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着眼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快群众实现计划生育自治、自主、自觉进…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江苏太仓市低人口生育率原因剖析

江苏太仓持续降低的人口生育率引起人口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并不是人口生育过程中的波动造成的,而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历史数据剖析了该地区低人口生育率的成因,并依据在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剖析太仓市妇女二胎生育意愿,预测未来太仓未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动。     

中国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变动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是描述女性婚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控制人口出生的重要参数。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使中国第一次获得这方面的完整准确的资料。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又提供了截止1987年的最新资料。本文从分析中国1960～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人口老龄化现象主要通过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由于生育率下降不满足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设想,人口转变理论对人口老龄化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从制度的角度研究社会养老制度建立以后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对生育率的影响,以期解释人口转变结束后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从生育率下降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发现,在"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制度下,养子收益减少、养子成本提高、家庭养子资源比例减少,使家庭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提高养子成本、降低家庭养子资源比例,由于家庭缺乏养子激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老龄化。老龄化一旦形成,具有不断强化的机制。     

重构家庭功能保障体系

中国传统家庭担负着包括经济、抚养、赡养、教育、感情等各种功能,是一个功能的复合体。传统家庭中较多的家庭成员,以及父慈子孝、长尊幼卑等家庭伦理观念,维系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与家庭幸福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结构多样化和家庭人口居住分散化,特别是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化,家庭功能逐步弱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家庭养老能力下降。     

标准化按龄生育模式的建立——中国女性生育模式研究

这篇学术论文,以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我国的人口控制实践为依据、在评述已有各种生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一胎比率(一胎比率=一胎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作为按龄生育率模式的控制变量,建立了与初婚状况相关联的标准化初胎按龄生育率模式。模型较准确地反映了32年来我国妇女的婚育状况,沟通了生育模式与实际计划生育指标的联系,使得生育模式在人口规划、人口预测中更便于应用。由于本刊篇幅所限,只刊载了论文的第一章,并以第一章的标题作为论文的题目,原文题目《中国女性生育模式研究》作为副标题。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呈递减态势。我们以目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为低方案，设计了低、中、高三个生育率方案来观照２１世纪中国的人口前景，结果发现，虽然三种方案下我国的人口形势都不容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１．８的总和生育率较为适当，女性人口普遍生育二胎的提法是不可取的。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

在人口政策改革背景下,育龄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是决定政策目标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框架,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性质对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较年轻的“无子女”女性或“9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的“有孩”女性或“8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呈现出体制庇护作用;持有“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持有其他养老观念的女性,但是养老观念的影响会随着代际交替而逐渐减弱.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中国现行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家庭生育决策为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前提，阐述了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认为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对生育有刺激作用，如定期根据家庭人口变化重新分配土地、对城乡提供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限制城乡间人口迁移等。本文提出一组替代政策和制度，以克服现行政策的缺陷，并可最终导致生育率水平下降。本文还认为人口规模对人均粮食供应、人均收入，从而对人均福利水平基本上无不利影响。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专栏——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研究——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与计划生育有机结合的政策选择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农村人口比例大,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婚育观念尚未根本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仍面临生产、生活和养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探索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助于解除农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