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建构与解构:康有为与西美尔宗教理路比较

康有为与西美尔同对宗教问题致力一生,却采取了建构与解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康有为从三个层面进行孔教论的建构:通过孔教复原的方式提升孔子为创教之主;对教义进行推补,将其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建构孔教会,完善孔教的组织形式。西美尔则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分对传统宗教进行解构;他指出传统建制宗教在现代社会日益没落,而作为人类天性的宗教性并没有消除,转而以个体主体性宗教的形态继续存在。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ang Youwei＇ s and Simmel＇ s Paths of Religious Study

康有为与西美尔同对宗教问题致力一生,却采取了建构与解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康有为从三个层面进行孔教论的建构：通过孔教复原的方式提升孔子为创教之主;对教义进行推补,将其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建构孔教会,完善孔教的组织形式。西美尔则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分对传统宗教进行解构;他指出传统建制宗教在现代社会日益没落,而作为人类天性的宗教性并没有消除,转而以个体主体性宗教的形态继续存在。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孟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传承谱系与近代命运

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将孟子视为孔教的正统传人;在追溯孟子学术谱系的同时,抬高孟子的地位。这是康有为推崇孔教的需要,也奠定了孟子在近代的命运。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和转换影响了近代思想家。     

清末章太炎反孔教思想刍议

清代末期,面对甚嚣尘上的孔教思潮和日渐高涨的孔教运动,政治上激进狂放的章太炎举起了反孔教的大旗。他以诸子学为武器,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展开批判,从革命派的角度对孔教论进行抨击。章太炎对孔教理论的明确否定,使得人们在怀疑康氏以孔教为宗教的正确性的同时,对其孔教义理系统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提出质疑,从而动摇了改良派所提倡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促进了时人的思想解放和新思想的传播,开启了近代中国从学术意义的层面上重新研究孔子的新路向。     

文化自信视阈中的康有为孔教思想

作为尊孔保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康有为力证是由于孔教的真精神没有得到彰显才导致中国的贫弱落后,作为人道教的孔教,自有其他宗教文化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维系与存在、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因相系,捍卫孔教之真义,延续文化之命脉,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在《新青年》上,陈独秀与康有为就孔教问题展开思想论争,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陈独秀与康有为共同享有"国民"的思想平台,两人都是就对方省略搁置的论域大加发挥,表面上看两相对峙,究其实质竟似两相补充。陈独秀及《青年杂志》并未从一开始就把康有为和孔教作为论辩对手,至袁世凯这一头号敌人逝去、康有为派又强势推动孔教第二次国教化运动之际,《新青年》第二卷才将矛头对准康氏,并咬定孔教与帝制有因缘这一政治语言展开了攻伐。对照康有为的文章言论,可知陈独秀实际上大体接受了康氏救国基础在国民个体道德修养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康、陈冲突,理论之本底端在个人独立主义与儒教"亲亲"伦理的摩擦。随着宪法会议"孔教定国教案"失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到第三卷第三号上,对孔教的讨论朝多元化方向敞开。然而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后,陈独秀排击孔教再趋严厉,并终其一生将康有为及"孔教"之名定在"复辟"的耻辱柱上。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康有为“孔子为教主”意图和意义

“孔子为教主”是康有为的基本观点,并由此推出了一个孔教时代。无论是康有为的“孔子为教主”还是由此推出的孔教时代均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图,是为通过保教来保国、保种的救亡路线服务的,表达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这使孔教成为中国近代以中学应对西学的第一个国学称谓,也是以西学为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内容转换和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维度和意义。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关于儒学和宗教关系的历史述评

儒学是否宗教、有无宗教性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性问题。由利玛窦来华传教开其端,中经康有为创立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20世纪中叶得以较大程度地展开,70年代后期又掀起新的高潮。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宗教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学者们大都从儒学的某个侧面与他们所理解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同点或相似性来说明儒学的性质,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重新界定宗教,从儒学发展过程内部去寻求儒学和宗教关系的本质。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康有为、梁启超佛教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虽都力图吸收与利用佛教中某些有益的资源为改良社会服务,但由于二人对宗教所持的立场及其涉猎佛教深广度的不同,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与认识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康氏始终坚信唯有定孔教为国教,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佛教只是为补充其儒家思想的不足;而梁氏则服膺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宪政原则,佛教对他具有救世、学术与自我修养等多种意义。比较研究康、梁的佛教思想,可从中窥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若干特点。     

康有为、陈焕章与孔教会

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是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关注的热心问题.在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如何为儒家寻找一个制度性的依托,也是近代儒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些活动中,以康有为及其弟子所推动的孔教会的活动最具影响力.孔教会的出发点是试图为儒学在现代中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发展空间,对之的了解可以加深对儒学在近代转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