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论小说的情节结构

小说的基本特征是故事性、叙述性 ,情节是构成小说的不老要素。情节是由情节单元组成的 ,情节单元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情节结构类型。情节结构类型有六种 :线状结构、网状结构、画面结构、象征结构、写实结构、散文结构。     

中西叙事概念"一线穿"与"整一性"辨析

中西叙事文学都有适合于自己文学经验的创作方法和叙事技巧,并有一套与自己叙事理论相适应的叙事概念.西方叙事概念的建立和发展比较完善,中国叙事概念则有很大一部分隐藏在明清小说评点中,需要进行清理.本文认为,"一线穿"与"整一性"在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中,都是属于情节发展线索的概念,中国通常称之为"脉络的一线穿",西方则称之为"情节的整一性",它们是由各自的文化所生成的.     

《水浒传》中的佛教诗偈

作为中国佛教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诗偈凭借灵活自由的形式和佛教文化的普及,对通俗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古典小说中,佛教诗偈不但发挥着表现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的作用,甚至承担着整合叙事单元的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书的结构框架。     

汉字创造的文学价值

汉字是汉文化的原子核,是汉文化的生命基因“原型”,亦是汉文学最基本的“文学单元”,文学创造的“方法元”及其表现的“技巧元”,艺术价值的“审美元”。汉字创造的全部逻辑就是汉文学创造的“艺术基因”。     

清丽本真与百姓日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品质及其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将世界本体由抽象僵化的天理翻转到主体的良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则将本体由主体的良知拉回到现实人生,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进而孕育形成了具有清丽本真品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其特色体现在作家们的创作追求、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清丽"是指其题材、情节、人物、故事、叙事、语言与情境设置等与日常生活内容、氛围一致,舒缓、平淡而亮丽,既没有刻意追求理性的高大上,也没有非理性的颓废与扭曲;"本真"是指其创作无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真理观与历史观.     

电视节目叙事的文学性植入与文学精神的消解

视觉文化时代,电视节目成为最具大众性的叙事文本。＂文学性＂植入使电视节目叙事更具吸引力。对事件的情节化处理、对视角的多种转换、对悬念的适度设置,电视节目叙事全面运用文学叙事策略,从而挤占了传统叙事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空间;同时电视节目叙事又用叙事视角的大众化、叙事结构的平面化、叙事内容的世俗化消解了文学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性泛化＂的一个表征。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

将现代文论等同于新文学理论,是现代文论史书写的固有范式。忽略现代文学家对于旧体文学的现代性阐释,则是此研究范式所暴露出的理论盲区。"大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演绎,为现代词学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可以立足于现代词学,以"大文学"视域统合现代词学与现代文论。在"大文学"视域下,我们可以从现代美学、政治话语、文学平民化思潮和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四个理论视角出发,呈现词学现代性的特质,还原现代文论的多重话语资源,重新审视现代词学与现代文学、现代学术发展之关系,进而彰显"大文学"视域下的现代词学研究对于词学史、现代文论史以及现代学术史的理论探索意义。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在于：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集体逻辑，试图渗透并掌控个体的一切私密性空间；另一方面，情爱作为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发性力量，具有冲破压制、颠覆革命的功能，从而又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革命的反讽与消解。造成革命文学情爱描写悖论性的原因，是左翼新兴的“革命”话语与“五四”人性话语共同“在场”与对话。而正是这种对话与张力的存在，使得革命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代海派小说的性爱观念及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海派作家与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茅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的性爱叙事的文学共生场。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的无爱性,我国文学领域中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红色的隐喻——“山楂树现象”述评

近年来,纯爱文学题材作品流行,并产生了＂山楂树现象＂。基于文化隐喻的两个层次分析山楂树的红色隐喻可以看出：小说及电影《山楂树之恋》还原了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其结局是一个悲剧性隐喻。山楂树的颜色转换,宣告着主人公爱情的必然死亡。＂山楂树之恋＂现象只是＂想象＂的一种爱情纯洁。今天的文学需要更多地直面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并趋向认同妥协的合理。小说以平淡叙事完成了对红色年代纯真爱情生活描述的超越;电影创作者以主题的转换和对小说内容的忠实重现,完成了对小说本身的超越。     

元杂剧演述方式论略

元杂剧是金季元初由诸多市井民间通俗伎艺综合发展而成 ,作为叙事体的舞台艺术 ,既有重情节的整剧演述形式 ,亦有与其他舞台艺术间杂的片断式舞台演出 ,或根据特殊需要的以折为音乐单位的演唱、清唱的演述方式。     

试析言情剧的叙事艺术及伦理建构

言情剧是电视剧的重要类型之一,言情剧所传达的伦理道德内涵更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以言情剧的叙事艺术和所表现的情爱伦理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言情剧的文本进行分析,企图探讨言情剧是通过何种叙事手段而建构出何种样态的情爱伦理。研究结果认为,言情剧通过灰姑娘的叙述模式和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叙述模式而建构出爱情应是无功利的纯粹感情这一伦理指向和情爱观念;通过对古装剧和都市剧的文本分析,发现古装剧实则是当代人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体现,而都市剧则在“励志”的外壳之下掩盖着唯金钱和物欲是从的价值标准,这些电视剧所体现出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务实的感情考量,爱情已经沦为实用理性指导之下的斤斤计较。     

故事与潜故事：川端康成《雪国》新解

在川端康成《雪国》中,除了显现于文本表层的岛村和驹子之间的爱情邂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潜故事,那就是驹子和行男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个潜故事同文本表层故事直接矛盾,不仅揭露了文本表层的主观性叙事是＂不可靠叙事＂,还对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审美意象、话语意义和主题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50年代小说的离婚叙事研究

1950年代小说中的离婚叙事在本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对应着现实中的两次"离婚潮".在初期的作品中,离婚者是一群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的乡村青年女性,但她们的离婚故事只是他人自由恋爱叙事的引子.到了中期,离婚成为文本叙事的重心,但出于道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训,创作者不得不让笔下人物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文学作品也最终担负了宣传和教化的功能.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