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意识--兼议"不屑仕进"说

关汉卿杂剧今存 18种,其中 13种都涉笔文人形象.这些文人形象,大概分属于三种类型.这些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的文人意识肯定才学、肯定官员的治德、肯定科举.过去传统认为关汉卿"不屑仕进",其实他的不曾仕进实在是受制于现实的被动和无奈,在思想本源上,他并不是"不屑",而是对文人学优而仕的传统价值观有着本质的秉承和认同.     

论关汉卿杂剧的士林人生理想

关汉卿杂剧中士林群像的人生道路轨迹可概括为:自幼读书,文章满腹,科举得中,步入仕途,志扶社稷,为民做主,个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其人生理想的追求历程体现出三大特点:即人生目标的明确性,追求历程的悲剧性,科举高中的喜剧性。这种人生理想的建构是作者个人主观理想与传统文化、时代文化中士林人生价值观整合的结果。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角度观照之,还可透视关汉卿所代表的元代士林的共性文化心态,体悟关汉卿杂剧深刻丰厚的文化意蕴。     

宋代浙闽赣地区的科举谣谶传播

浙闽赣三地是宋代科举最发达的地区,各类人才位列全国首位,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区域留存至今的科举谣谶分布密集,生动反映民众对科举的强烈诉求。就三地科举谣谶的数量,内容的广泛、生动,以及应谶行为的活跃程度皆与其科举盛况、人才兴盛在全国的地位相对称。三地的科举谣谶形式相近,主题相似,其传播现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一方面,其内容反映三地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其地域分布的状态则折射出宋代科举谣谶区域性传播现象。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

延祐科举的恢复令广大士人欢欣鼓舞，改变了从吏进的入仕方式，对于馆阁文风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发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天下学风与文风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种意义上说是取消科举后，文士入仕无门造成的奇特现象，成为元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延祐科举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举梦，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重复老一代文士的遗憾，对于广大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改变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面貌。     

关汉卿散曲审美韵致的多重性

关汉卿散曲被推崇为本色派的代表,人们多从质朴无文和俗美特质的角度去认识。其实,关汉卿的散曲在俗美的艺术生态和审美关照中总是体现出多样的风格探索和多重的艺术韵致,其作品具有趣、野、丽、秀等亦俗亦雅的多重美感,显示出他驾御形式、表达多样审美个性的本领,是剧家散曲的典范。     

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

蒲松龄的科举心态是其复杂思想、矛盾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由于科场蹭蹬，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巍科，借以张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由于科考磋跎，使其期待境界与现实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凝聚成批判科举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迷又困惑的矛盾心态，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心理与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同时还与蒲松龄确证个体价值的二难选择密不可分。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关汉卿散曲简论

阅读关汉卿的散曲,所得的印象与读他的杂剧迥然不同。在杂剧里,他咒天骂地,挥斥方遒;在散曲里,却自暴自弃,忧思百结,一股浓烈的狂放之气扑面而来。从内容上看,关汉卿的散曲相当大一部分写的是纵酒行乐。《全元散曲》所辑关汉卿的散曲开篇第一首便是:“四时春富贵,万物酒风流,澄澄水如蓝,灼灼花如绣。”把酒列为万物风流之首,可见他对酒的嗜好。在《闲适》四首中,前两首都是写的饮酒。其一:“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     

论科举视野下的明代江西小说

明代江西科举之风兴盛，受其影响，不同功名的江西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倾向上出现明显差异。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为取得功名的科举得意士人，其官宦经历作品多为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作者则因科举失意，转而编写宗教宣验小说、类书体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等。科举还进一步对小说文本的生成及传播产生影响，《剪灯馀话》的评点及禁毁事件、《国色天香》的叙事与体例都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唐五代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主观色彩 ,透过小说文本 ,可以触摸到作家微妙而复杂的创作心理。有唐一代 ,士子的文化心态存在着嬗变的轨迹。从小说作品来看 ,初、盛唐时期 ,士子表现出乐观、自信、自豪的心态 ;到了中、晚唐 ,归隐心态、怀旧心态、空幻心态以及避祸心态在小说作品中有充分体现 ;唐末五代 ,文士希冀侠义之士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于是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应运而生     

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中的地位

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中的地位蒲向明“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作家。”①“关汉卿和以他为代表的元杂剧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突起的奇峰”。②“关汉卿的主要文学成就还是在杂剧方面。”③上述说法，从戏曲创作的角度看，确实很公允地对关氏文学成就作了评价，多年...     

诗钟与科举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都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归隐中的人格精神——对元散曲隐逸意识的解读

归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较之前人,元人的归隐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消极避世,首鼠两端,而是对现实和历史深刻反思后所做的坚定而明智的选择,是肯定自我价值后找寻到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元散曲中就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意识。那种时不我遇之后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地绽放,表现出散曲作家蓬勃的活力;那种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享有潇洒自在又饱满充盈的生活;那种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表现了突现自我、放荡不羁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明清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流变与犹太社团之兴衰

知识分子是散居开封的犹太社团的文化领袖。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变化,在宗教文士之外,涌现了儒生群体,文士维持民族宗教的持续内生,儒生则结交主体社会,为社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从明中期起,文士数量和宗教素养愈益下降,宗教活力式微,循科举致仕的儒生群体规模和层次却不断提升,社团事务主导者逐渐由宗教文士转到儒生官员。传承宗教和沟通主体社会成为社团文化传承的两难抉择,文士为传承宗教排斥致力科举而荒废宗教学习的行为,却又不得不尊崇为官的儒生。这种文化传承模式造成了文士与儒生群体的隔膜。随着文士和儒生群体规模和文化修养的衰落,社团文化传承陷于困顿。     

明代散曲用韵繁复现象探因

明代散曲用韵现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用韵繁复现象成因为：明代散曲韵字选择、用韵的密度适应于情感表达的需要;明代散曲创作明显受到传奇创作的影响;明代散曲作家创作心态真切无隐、用方言入曲;艺术系统的内在规律决定曲子不只是纯押一韵;明代南北文化交融带来散曲用韵的多元化。     

矫情——元散曲隐逸主题的畸变

对功名仕途的鄙弃,对隐居生活的讴歌,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不过,散曲家们口口声声说要"离世"、"弃世"而实际是"口离心不离".许多人身居尘世,享受着尘世的物质,眷恋着尘世的好处,却要口口声声讲"归隐".这是他们转移失意心理、消解功名情结的一个最好方法.这与全真教的广泛宣传、大力鼓吹有必然的联系,也是市民意识日益发展的结果.